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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杭生研究
徐杰舜 郑杭生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发表时间:2015-11-21 18:35  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郑杭生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徐杰舜

(广西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

 

    11月10日清晨6时,我按平时的习惯起床后打开手机、电脑, 忽然看到王建民教授的微信:“郑杭生先生千古!”心中一惊,倒吸了一口冷气,马上点开了一个微博链接,是青年人大的新浪微博,“沉痛悼念郑杭生先生”的标题赫然入目:

    “社会学界泰斗,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郑杭生先生于今晚九时左右因病逝世,享年78岁。郑老先生曾任人民大学副校长,亦是人大首批一级教授。先生致力于社会学的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构建,开创了社会运行流派,影响超越了社会学界。缅怀!”

    这太突然了。6时09分,我发了一条微信:

    “郑杭生先生千古!不久前先生打电话约稿我主持一个专栏。今早惊闻先生仙逝,沉痛哀悼!先生千古!”

    郑先生是我们眼中的“老帅哥”,怎么就这样悄悄地走了呢?9月初的一天,郑先生打电话给我,要我为他主编的《社会学评论》主持一个人类学的专栏,明年上半年发表。当时,我一口答应了郑先生的约稿。郑先生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说:“在编‘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的第一本《乔健口述史》。”并说:“是不是组织人给你写一本口述史?” 郑先生笑答:“我写还早啊!”是啊!郑先生看去身体还不错,身体也没有发福,酒量又很好,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我们还指望郑先生带领我们把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推向前进呢!怎么一下子走了呢?

    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我的心情一下子陷入哀思之中。郑先生是我们人类学高级论坛和旅游高峰论坛的顾问,郑先生的逝世是中国社会学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人类学的巨大损失!为了寄托心中的哀思和对郑先生的悼念之情,在夫人的陪同下,我们打着雨伞,沿着邕江边步行给郑先生送行。郑先生,一路走好!

 

    早已久仰郑先生,但与郑先生见面相识却是在2002年的3月。那一年广西民族学院论证民族学学科规划,请了郑先生,还有杨圣敏教授、周大鸣教授、哈经雄教授等专家。在南宁饭店完成了论证后,为了治牙病,郑先生及夫人到我们学院小住了数日,我几乎每天都陪郑先生在饭堂吃饭,这时方知郑先生酒量不小,他说:“我别无嗜好,就好这一口。”当时他说几乎每天都喝“红星二锅头”。在与郑先生的交谈中,方知先生之名“杭生”,正是杭州出生之意。他说他是浙江乐清人,1936年9月生于杭州。令人惊喜的是先生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浙江余姚读的,我们俩人竟有乡缘! 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于1953年考入了上海中学,1956年又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就读,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我问他学哲学的怎么进入了社会学?

    他说这是1981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结果。郑先生到英国访学进修,深感社会学对正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他学以致用,1984年回国后就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1986年组织建立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专业硕士点,1987年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1993年作为学术带头人建立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专业博士点并担任博士生导师,1999年组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2000年主持建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一级学科。郑先生这一系列的学科建设运作,为中国建构了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社会学学科基地。此时此地,郑先生与我谈这些事,是看见我主持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现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已成为学界小有名气的学术期刊,而我又已积累了一些办刊的经验,故而提出了与我们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部合作创办一个人类学的专业刊物,由他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出经费,由我担任主编。他让我起草一个办刊方案,通过广西民族学院上报广西新闻出版局向总署申请刊号。

    对郑先生办人类学专业刊物的设想是我的一个梦想,而郑先生从学科建设出发,想办一个专业刊物,却不是让我办社会学专业刊物, 而是让我办人类学专业刊物,这种气派、这种大手笔,却令我对郑先生的高瞻远瞩折服不已!知我者莫如郑先生也!

    我欣然接受了郑先生的建议,起草了一份《关于创为<中华人类学>学术期刊的方案》。后郑先生审阅了方案,我们逐级上报到了有关机关审批,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刊号严格控制的背景下,我们的申请报告如石沉大海。对此先生一直记挂于心,一直到2013年创办了《社会学评论》杂志,才了却了郑先生的一桩心愿。这是当时与郑先生交谈讨论的第一件事。从此郑先生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结下不解之缘。

    办人类学专业刊物的这件事后来没成功,但为2013年社会学世界大会出力这件事却办成了。

    在那次交谈中,郑先生告诉我,2003年7月世界社会学大会,想让我们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予以配合。我闻之甚喜,感到这是我们《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走向世界的一个极好机会,一口答应密切配合。后来,我根据当时我们学报正在做封面学者的计划,提出了一个为社会学世界大会做一个专栏,并请郑先生以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身份做封面学者,主题为“走向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郑先生很快同意了我的策划方案,并积极配合,除组织论文外,提交了照片外,还专门提了四幅字:

    其一

    世界格局/欧美占强/中国仍弱/不甘边陲

    其二

    承前启后/铺路搭桥/扶弱益强/正名提位

    其三

    神州气派/本土风格/中国特质/华夏品位

    其四

    国际眼光/全球视野/世界眼光/五洲胸怀

    这四副的内容既反映了自己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心态,又表达了中国社会学面向世界的心志,意味深长。我们学报精心编辑了2013年第4期,给郑先生寄了500本,在世界社会学大会上发放。但不幸的是2003年“非典”来袭,世界社会学大会被迫推迟了一年。2004年会后,有一次碰到参加过大会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罗红光教授,他对我说:“你们这一期学报在会上发了,效果很好。”对这次合作,郑先生很满意,一直到2005年出版了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社会运行论 社会转型论 学科本土论 社会互构论》后,郑先生在“自序”中说:

    “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我无法回京,困居华中师范大学。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我用题词的形式总结自己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学术历程,共拟就8组32幅,并用毛笔写在宣纸上。其中4幅被刊登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上。该刊以‘向第36届世界社会学’为主打栏目,让我做主持人,发表了我及我的同事写的系列文章,还与题词一起配发了不少照片。该刊常务副主编徐杰舜教授对社会学的重视,在合作中表现出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1]从此,我们学报与郑先生结下不解之缘。

 

    赵旭东教授在郑先生逝世后赋诗云:

    仁者风范,领域开拓,引领社会发展新时代,

    智者英明,承前启后,肩扛学术创新一面旗。

    确实,郑先生是一位“仁者”。2004年,郑先生决定主编《民族社会学概论》,为了提携我们,让我撰写“民族生活方式”和“民族社会控制”二章。在电话中,我说:“这两章难度很大啊!”先生说:“因为难才叫你写。难写才能创新啊!”一句话如醍醐灌顶,使我明白了“难才能创新”的道理。

    在郑先生的指导下,我与我的研究生杨清媚、朱志燕一起按时完成了撰写任务,2005年7月,《民族社会学概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时,我见各章的撰稿人大都是民族院校的学者,方知郑先生通过编书来提携我们的良苦用心。这正是仁者的风范啊!

    郑先生是一位仁者,又是一个智者。2010年,在贵州凯里举行第九届人类学高级论坛时,学者们为有无“原生态文化”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郑先生仔细听取了大家的讨论, 后来,在会议举行的《光明日报·国学版》的小型圆桌座谈会上,郑先生以智者的睿智对原生态民族文化做了一个分析:原生态民族文化既涉及到过去,又涉及到传统,同时又与现代发生不可分割的关系。

    第一,传统是保留在现代人记忆、话语和行动当中,对现在仍然起作用的那一部分过去。从这个观点来看,作为一种传统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也是一种保留在现代人记忆、话语和行动当中的,仍然对现在起到作用的那一部分过去。 

    第二,传统是被现代人从过去当中精选出来的,是现代人通过对过去的重构或者新构的方式所构建起来的。由于现代人的选择,这一部分过去,才得以保留下来,也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这样一种原生态,不可能有绝对的意义。在各个民族文化当中,你找不到哪种纯粹的、完完全全的、本来意义的原生态。所以现在你要用原生态文化,不能从绝对意义上去用,而只能在相对意义上用。国学,事实上也是一种相对意义的原生态文化,但是国学这个概念本身就太含糊了,这一点,需要更好的定义。

    第三,由于现代人的反复实践和运用,这些留存的、过去影响、制约着某一个地区、某一个群体的社会成员及其家庭的生活和行为。这种传统往往以这个群体的亚文化的形式和习俗的方式出现。我们现在听到的作为原生态民族文化面貌出现的苗乡侗寨的诸多民歌,也同样影响着现代的生活方式,并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传统的原生态文化、民族文化,也是现代的一种发明。“原生态民族文化”,作为一种被发明的“传统”,在现代生活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说,社会整合剂的功能。

    第四,作为一种传统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也像一切传统一样,既包含有生命力的东西,也包含缺乏生命力,或者丧失生命力的东西。譬如说,在汉族当中,像妇女缠足这样的陋习,曾经是传统,但现在它已经不是了。用活人祭神、猎头祭神的习俗等等,这都是死去了的东西。

    第五,还有不为人所知的过去。譬如说,没有发掘的地下文物只是一种潜在的传统,一种潜在的原生态民族文化。只有把它发掘起来,经过鉴定、考证,赋予它现代的意义,它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传统和具有原生态意义的民族文化。

    总之,作为一种传统的原生态文化,源于过去,但它是一种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它们往往蕴生着更加长久的社会趋势。作为传统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构成了现代开拓和成长的因素,构成了现代发展的一种资源。这也是作为传统的一种原生态民族文化的一种魅力和价值的所在。

    但争论并没有结束。郑先生在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上同样表现出了智者的坚定性, 在这个小型圆桌座谈会上所发生的郑先生与叶舒宪教授的激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叶舒宪(以下简称叶):彭兆荣刚才举的这个布须曼昆人(Kung),在人类学教科书中是“生态人”的典范。在我们想象当中,原始人落后,有洪水猛兽,吃不饱。人类学家Richard B. Lee在那里做了几年,把那个部落生活完整地呈现出来。他用营养学分析了他们餐桌上的54种肉类食物,其营养价值远远超过当今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不亚于美国人、北欧人。昆人5天玩,2天工作。生活主要就是串门,唱歌跳舞和送礼。人类学把这叫做“生态人”。没有人类学的报告以前,我们只知道说原始即落后,一定要走工业主义发展的那条道路。人类学给出了这些调查案例以后,西方震动非常大。现在要找没有陷入环境危机的人,找谁?那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原生态”人。

    主持人:他们是一面镜子。

    叶:反观文明社会的镜子。那这个跟咱们说的国学、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老庄所向往的“小国寡民”,后人都以为是想象,现在看到人类学给出的报告,才知道它不是想象。为什么说老庄有大智慧,他不是说有意的就是要“反”文化,“反”文明,“反”礼教。他有生态智慧在里边。你三百年的工业主义反生态阶段和三百万年的原生态狩猎进化史是无法相比的,完全不成比例。要认识原生态,首先要克服现代性价值及其所造成的短视和遮蔽。

    郑:他从实际出发有生态意识?我不赞成。

    叶:道法自然,没有比这个更生态的了。

    郑:道法自然是这样,但是它的原始出发点,还是看到春秋战国那个乱世之乱。

    叶:乱是眼下的。

    郑:怎么办?

    叶:道家在文本中留下来的说法,就是一个“道法自然”,对于人则称“无为”。什么是原生态?道家以为自然的才是原生态。如今要用原生态理念,资源就可以在本土的国学里面找到。人类学的知识帮助我们发现,老庄背后确实带有一种逝去的文化记忆。庄子还说:“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这是典型的生态思想。指向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关系,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郑:那时人要生存下来嘛,就是靠把它们消灭,或为食物,或为安全。

    叶:人生来就需要打仗么?在人口稀少而资源丰富的情况下根本不需要打仗。

    郑:否则没有人类嘛。

    叶:没有人类学的报告,我们真是无法判断到底这些说法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但是人类学家的报告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人类的大传统。所以我对雷德菲尔德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做出反向改造。什么是大传统?文明以前,没有文字书写的,那才是真正的greattradition(大传统)。后来建构出来的才是小传统。在人们熟知的道家儒家背后,有一个过去所不知的深远的大传统,等着今日国学研究者去深入探讨。

    郑:道家那时候已经是大传统了。

    叶:在我看来,两千多年是小传统。国学的视野原来受限制于汉字,无法看到五千年至一万年以上去。……就“论语”这俩字,一看从言字旁,就知全是oral(口头的),就是今天说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在我看来,书写文字三千多年,是小传统;而原来被看成是小传统的,口传的文化,有十万年,那才是大传统。推崇音乐和诗歌的孔子,实际是维护大传统的价值观。儒家、道家,都源于大传统,就是国学背后的那个根脉,通过人类学,我们找到的是真正的大传统,那才是原生态。

    智者是无畏的。郑先生与叶教授的这种争论,正体现了大师的风范。

 

    郑先生作为一个大师级的学者,一般人会认为多少会有一点架子。但在我与郑先生的交往中不仅丝毫感受不到所谓的架子,倒是无处不感到他的和蔼可亲。学界众知周知,人类学高级论坛是由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于2002年发起建立的一个民间论坛。2005年4月费孝通先生逝世后,人类学高级论坛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顾问。于是,我们决定请郑先生出任顾问。

    开始,我还担心郑先生不会接受这个邀请,但没想到,郑先生接了我的电话,听我说明了聘请先生为顾问之意后。回答我说:“好啊!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天啦!没想到先生这么爽快地接受了聘请,还讲出了这么出乎我意料的话。先生果然是大师风范,在以后任人类学高级论坛顾问的日子里,他一直认真关注论坛。最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是2010年在凯里举行第九届人类学高级论坛, 郑先生作为顾问在开幕式上致辞时,凭他几年对论坛的观察和了解,对成立已九年的论坛做了评价:

    “第九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今天在凯里学院召开,这是中国人类学发展道路上非常值得书写的一件大事。

    不过在谈这一正题之前,我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为什么徐杰舜教授邀请我这个社会学家参加人类学的学术论坛并致开幕词,而我竟然答应了呢?这或许也是大家有疑问或进行猜测的一点,似乎郑杭生爱赶热闹。事实当然不是如此。我来这里,不仅仅是因为我国研究生的目录上规定:社会学这个一级学科包括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这样四个二级学科,也不仅仅是我曾经有幸担任过两届中国社会学会会长,2008年后则是名誉会长;我来这里,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三门学科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上相互促进的问题。

    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虽有各自的学科理论传统和独立方法,但它们之间的交叉和交融趋势已越来越明显和突出。在新的时期,要推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三者都面临着“理论自觉”的重任。实现理论自觉,要求这三门学科都要对当今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本土性的“六大挑战”这两类挑战进行理论探索,同时也需要各学科“开风气,育人才”,以促进学科的主体性地位,形成“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及各自的学派。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之间有着相互分工和密切合作的优良传统,继续加深学科之间的交融和贯通,对促进三门学科进一步发展及理论提升有着重要意义。为此,我和我的学术助手陆益龙教授最近合写了一篇题为《把握交融趋势,推进学科发展——论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关系》的文章,分下述四个部分展开。这就是:一、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学科特点及交融趋势;二、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学科理论自觉;三、时代挑战与学科理论提升;四、学科间的合作与学科发展。我已把这篇文章发给了徐杰舜教授,大家可以参考,也算是我对参加这个会议的一种实质性的贡献,而不仅仅是礼仪性的。总之,为推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的交融趋势,推进三门学科更好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这才是我参加这次论坛并答应致开幕词的主要原因。我也非常感谢凯里学院和徐杰舜教授给我这个机会。

    说了上面这个非正题的正题之后,现在就来说正题的正题。上面说到:第九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今天在凯里学院召开,这是中国人类学发展道路上非常值得书写的一件大事。在中国人的习惯中,“九”是一个吉祥的数字,寓意着“天长地久”,事业久久。当然,在我说“九”字好时,也不能把它绝对化。这里是巧遇九届九年。从2002年在广西民族大学举行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算起,历时九年,每年一届,每届都编辑出版了论文集,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2002年卷)、《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经验》(2003年卷)、《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2004年卷)、《人类学与乡土中国》(2005年卷)、《人类学与当代生活》(2006年卷)、《人类学的中国话语》(2007年卷)、《中华民族认同与认同中华民族》(2008年卷)、《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2009年卷),为中国人类学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轨迹,在中国人类学史上谱写了重要的一章!

    更有意义的是人类学高级论坛是由学界联合建构的学术平台,它最初由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发起,然后有海峡两岸四地的众多机构参加。它们是: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四川大学文学研究所、台湾东华大学族群与族群文化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澳门大学人文学院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等26家高校和研究机构。如今,人类学高级论坛己有近200家成员单位,并先后由广西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宁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吉首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和凯里学院承办了从2002年到2010年的人类学高级论坛年会,在一无专职办公人员、二无专款经费、三无政府背景的条件下,能做到每年开一次规模适中,有学术质量的年会,实属不易,一方面说明了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处有极强的策划、组织和活动能力,另一方面更说明了各高校和科研单位对人类学高级论坛的鼎力支持,此外还说明了社会非常需要人类学。我想这正是人类学高级论坛得以存在并发展至今的价值所在[2]

    这段话虽然有点长,但今天不能不引出来,一则因为此文在别的地方很难看到;二则是此文表述了郑先生当年为什么会欣然接受论坛的聘请担任顾问;三则是郑先生给人类学高级论坛做了一个很到位的总结,不仅体现了郑先生对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的关照,对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关注,更体现了郑先生对人类学学科的关心和支持。今天我们对郑先生的逝世感到特别突然,是因为我们多么希望郑先生能继费孝通先生之后,把中国人类学带出边缘的“沼泽地”啊!

 

 

* 原文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1] 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自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页。

[2] 曾羽、徐杰舜主编:《走进原生态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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