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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仕政 老问题、新视野:信访研究回顾与再出发
发表时间:2016-09-29 21:34  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老问题、新视野:信访研究回顾与再出发

 

冯仕政

原文载于:《学海》,2016年第2期

 

    内容提要:信访问题是当前中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信访研究因此也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学术领域。本文是一个关于信访研究的研究。它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信访问题作为一个学术议程而兴起的历史过程、内在逻辑及其形成的信访行动、信访工作和信访改革等三大研究主题。本文认为,信访问题之所以复杂难解,原因在于它涉及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秩序化。据此,必须开创新的研究议程,即把信访问题置于“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秩序”这一宏大的理论和历史主题中去思考。该议程能够很好地整合以往信访研究的成果,拓展信访研究的视野,扩大信访研究的格局,同时切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关 键 词:信访问题/信访研究/政治秩序/社会转型

 

    在当今中国,信访制度虽然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但其牵出的“信访问题”却是最为复杂和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小信访,大问题”。即看似小小的信访问题,其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难题。以信访问题为对象的信访研究因此而崛起为中国学术版图中的一项重要议程。本文将首先揭示“信访问题”的提出和“信访研究”的兴起,然后综述以往信访研究的成果,评述其得失,最后讨论如何在信访研究这个老问题上开出新视野,凝聚新议程。了解信访研究的历史脉络、内在逻辑和得失长短,有助于为当前的信访研究重新定位,重新出发。

 

讨论“信访问题”的三个层次

    通常所谓“信访问题”,从逻辑上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用英语来说,分别是issue、problem、question,用中文来说大体可以表述为“话题”、“难题”和“论题”。其中,“话题”(issue)是指信访作为一种客观现象获得社会关注和标识的程度。世间万象纷繁芜杂,而人类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一个现象首先必须引起人类足够的注意并被标识出来,才有可能被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因此,成为话题是信访问题得以形成的第一步。对事物进行命名是对其进行讨论的基础,专门用以指代某种现象的专有名词的诞生,是该现象受到重视并被标识的最重要的标志。

    第二个层次,难题(problem),是指信访对现实社会生活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对社会科学来说,关注社会难题是本职所在。一种社会现象的现实影响越大,社会关切程度越高,被当作一个问题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就越高。即使是对当下已无什么影响的历史现象,往往也是作为现实社会问题的镜鉴才进入研究视野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个层次,论题(question),则是指信访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概念化,即被用严谨而专业的概念刻画出来,使之从一个相对模糊、漫散的话题或难题上升为一个内涵和外延都相对清晰、明确的理论问题。只有把信访问题从一个话题和难题上升为论题,关于信访问题的讨论才有可能借鉴前人的理论智慧,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更系统、更精炼、更有洞察力的分析。在此过程中,信访问题将被置于特定的知识背景中重新审视和界定,从而脱离具体的情节和环境,抽象为更具一般性的概念和命题。到达这个问题层次的信访问题,仍然包含对现实的关切,但因为已经融入特定学科的思维范式,所以是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了。依据审视和界定经验问题的知识框架不同,同一个经验意义上的问题可能被抽象成不同的理论论题。

    信访问题从一个模糊而浮泛的话题(issue),到一个具体可感的难题(problem),再到一个抽象的论题(question)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感性的抽象到感性的具体,再到理性的抽象的辩证运动过程,也是一个人类的认识不断加深,描述和解释不断精密的过程。下面就从这三个层次来看“信访问题”是怎样逐步显露并引起研究的。

 

“信访”概念的形成与扩散

    人类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和理解最终会凝结为一个个概念。概念是人类赖以界定和分析世界的基础。同样,“信访”概念也是有关现象引起重视并被标识的产物。从字面上看,“信访”是对“人民来信来访”一词的缩略,但经过几十年的演化,它早已超出缩略语的意义,成为一个具有独特含义的政治概念。

    从语素上分析,“信访”包括信和访,即来信和来访。但此处所谓“来信”和“来访”是有特定含义的。根据国务院于2005年颁布的、目前最新的《信访条例》,所谓“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也就是说,此处的“来信”和“来访”,描述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即只有民众向国家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通信和走访才能称为“信访”。

    民众通过通信或走访向国家表达意见和诉求的现象古已有之,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不存在“信访”这样一个概念。确切地说,它是新中国信访制度的产物。但在信访制度建立之后,“信访”概念并未马上形成,而是有一个历史过程。

    政务院于1951年6月7日发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①,公认是中国信访制度的历史起点。但该决定中并未出现“信访”字样。该文件对信访现象的表述是“人民的来信或要求见面谈话”:不但没有出现“信访”,甚至连“来访”和“上访”的概念都未出现;上访被称为“要求见面谈话”,当前大家耳熟能详的“信访工作”也被冗长地表述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冗长的表述显然不适应实际工作对于效率的需要。因此,很快,到1953年,“人民的来信或要求见面谈话”就已经被《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以及山西、陕西等地方政府简化为“来信、来访”或“来信来访”。②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最终被简化为目前所见的“信访”。

    从目前档案所见,最早公开而正式使用“信访”一词的是天津市。1960年,天津市人民委员会人民接待室整理的《河北省交河县开展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几点经验》③被国务院秘书厅作为先进经验转发全国。该材料的标题和国务院的批语虽然使用“来信来访”字眼,但内文却普遍使用“信访”一词。1961年,《天津政报》又刊出《天津市1960年信访工作总结(摘要)》④,已在题目中径直使用“信访”字样。这表明,天津市至迟从1960年即已公开而正式地使用“信访”一词。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其他地方政府也开始正式使用“信访”概念。比如,“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办事组信访组”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按月编印《信访简报》,并持续数年之久。⑤由此可见,当时至少在地方上,“信访”已经是一个广泛而正式使用的政治概念。

    但在中央层面,对“信访”的接纳还有一个过程。从中央文件来看,直到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通知》以及1964年国务院秘书厅发布《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基本经验》⑥,仍未使用“信访”,而是继续使用“来信来访”概念。对于“信访”概念究竟是在何时被中央采用的,有不同的说法。综合各家观点,一个比较公认的事实是:国务院秘书厅于1963年制定的《信访档案分类方法》中使用了“信访”概念⑦。尽管这只是一个内部而且级别较低的实务性文件,毕竟是中央使用“信访”概念的开端。1966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将专门负责信访工作的秘书室改称“信访处”⑧,意味着“信访”概念被进一步接受。1971年,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发表文章《必须重视人民来信来访》,文中把人民来信来访称为“信访”,把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称为“信访工作”,这是中央首次对外公开使用“信访”一词。⑨1972年12月,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关于加强信访工作和维护首都治安的报告》,并在批示中要求各地“健全各级信访工作机构,抓好信访队伍的建设”,“做好信访工作”,这是“信访”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⑩,表明“信访”作为一个概念已经被中央正式接受。

    不过,“信访”概念真正走向群众还是在“文革”结束之后。1970年代末,“文革”中积累的种种社会矛盾演变为信访洪峰,而国家也把做好信访工作作为拨乱反正和促进安定团结的重要突破口。在此过程中,国家与民众自然会围绕信访现象发生泛而密集的互动,于是原本主要在国家内部流传的“信访”概念随之走向民间,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政治概念。

    概念产生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并反映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表面上看,“信访”概念的形成只是一个措辞简化过程,实际上它是这样一种信访工作制度化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制度化的不断加深,意味着处理“人民来信或要求见面谈话”的工作越来越成为一项日常性的政治事务,从而被越来越多的个人和组织越来越频繁地思考、言说、讨论、请示、指示、传达、发布,等等。这些活动都离不开语言和概念。而从语言和概念的角度来说,“来信或要求见面谈话”无论单独表述还是组词搭配都很笨拙,而“信访”使用起来则要方便和灵活得多。与此同时,“来信或要求见面谈话”平淡而冗长,“信访”概念简洁而独特,能够更加鲜明、有力地标识信访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的界限,有利于建立社会对信访制度的认知和认同。而建立这样一种认知和认同,是信访制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基础。要言之,“信访”概念的产生是国家的效率需要和合法性需要在语言和概念上的必然反映。

    “信访”是对有关现象进行识别和标注的产物。它一旦形成,就会作为一种认知框架定向人们的注意力,制约或引导人们对有关现象的解读和行动,为信访问题受到持续关注奠定强而有力的心理基础。

 

信访问题意识的崛起

    从国家建立信访制度的那天起,信访问题就成为一个受到持续关注的话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对信访话题的关注逐渐发生分化,即从最初的“信访工作意识”一枝独秀,逐渐演化为“信访问题意识”与“信访工作意识”双峰并峙。在“信访工作意识”的支配下,信访问题被单纯理解为如何更好地完成国家任务的问题,视野比较狭窄,思维也缺乏反思性;而“信访问题意识”则进一步看到信访制度在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困扰,对信访问题的理解更全面、更丰富、更富于批判性。“信访问题意识”的形成,使信访问题在人们的主观认识中从一个平淡的“话题”(issue)变成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难题”(problem),从而为信访问题进一步上升为学界关注的“论题”(question)打下基础。

    从总体上看,自从1951年信访制度创立,信访作为一个社会话题的关注度就一直在攀升。图1是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自然科学类数据库不包含在内)上利用与信访问题最相关的7个关键词(11)进行全文检索的结果。计算方法是,只要全文中出现7个关键词中的任意一个,哪怕只有1次,则将该文献计为“信访文献”。图中呈现了每年信访文献的绝对篇数,以及信访文献在当年文献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这两个数字实际体现的是信访关键词在各种文献上的提及率。由于这里所说的“信访文献”并不限于专门研究信访问题的文献,而是包含新闻、会议、宣传、讲话、文件、论文,甚至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文献,因此,这两个数字可以很好地刻画信访作为一个话题在社会各个方面所获得的关注度。

    从信访文献的增长趋势来看,社会对信访议题的关注是不断提升的,尤其是1994年以后,提升速度尤快。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段:1951-1979年,每年都在100篇以下,平均每年只有区区23.7篇;1980-1993年,每年都在1000篇以下,平均每年382.9篇;1994-2004年,每年都在1000篇以上,平均每年4397篇;而2005-2015年,则每年都在10000篇以上,平均每年达到惊人的35921篇!尽管2011年后发文篇数有所下降,但总量仍然很大。

    考虑到不同历史时期期刊的繁荣程度不同,从而每年发文的总数存在差异,所以本文又考察了信访文献占当年文献总数的百分比。将该指标与前一个指标相比,如图1,两者1967年以后的发展趋势总体上是高度一致的。所不同者,只是1951-1966年期间信访文献的总数很小,但在当年文献总数中的占比却很高。也就是说,用篇数指标来衡量的关注度很小,用占比指标来衡量的关注度却很高。这一差异的形成与当时在国家信访工作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动员模式有关,限于篇幅,此处不展开。尽管存在差异,如果把1951-2015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则两个指标所描述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即信访话题的社会关注度在不断上升。

    然而,同样是关注信访,在认知取向上却存在一个微妙而重要的历史变化,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信访问题被单纯看作一项来自国家的工作议程,并未被视为一个困扰民众生活的社会问题,更未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仍以从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爬梳得到的“信访文献”作为样本来分析,结果发现,1979年及以前的信访文献几乎都是国家发布的信访工作文件、报章杂志对于信访工作的宣传、国家部门和工作人员关于信访工作的经验交流,等等。在这些文献中,关注的焦点是国家对于信访工作的要求,以及达到这些要求的途径;在它们眼中,信访只是一件需要按照国家布置去完成的工作。这样一种思维取向,不妨称为“信访工作取向”。

    而1979年以后的信访文献中,虽然仍有大量工作布置、思想宣传和经验交流之类的篇章,但比例已大为减小。与此同时,开始出现关于社会层面的信访问题的报道,比如上访老户、越级上访、集体上访、缠访、闹访,等等。这些问题并不是1979年以后才发生的新鲜事。事实上,1979年以前的信访文献也曾不同程度地涉及这些问题,但总是作为衬托国家信访工作日程的社会背景出现,显得概略而模糊。而在1979年以后的文献中,这些曾经只是一个背景的问题开始走上前台,成为焦点,变得越来越清晰和具体,反倒是国家的信访工作日程逐渐退缩为构成讨论这些问题的背景。而且,即使那些从国家角度讨论信访工作的文献,也开始超出国家设定的思维框架,呈现出更为丰富和自由的思考角度。比照“信访工作取向”,不妨将这样一种关注取向称为“信访问题取向”。

    图2呈现了两种取向的消长趋势。图中使用了两个数据,分别是“信访工作”和“信访问题”的文献篇数。与图1中数据的形成一样,这两个数据也是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如果文献中明确提到“信访问题”及相近关键词(12),哪怕只有1次,都标记为“信访问题”文献;相应地,如果明确提到“信访工作”及相近关键词,则标记为“信访工作”文献。如果文中同时使用了上述两种关键词,则两边各计1次。

    一个合理的假设是,一篇文献中如果出现“信访问题”字样,则代表它有“信访问题取向”;如果出现“信访工作”字样,则代表它有“信访工作取向”;如果两类字眼都出现,则表示兼有两种取向。如图2中折线所示,从1951年到2015年,虽然信访工作取向总体上仍占主导地位,但信访问题取向的增长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在1981年,问题取向与工作取向的比值只有0.06,而到2015年已经提高到0.61。并且,2011年以后,在信访文献总量以及两种取向的文献总量(分别见图1和图2)都显著下滑的情况下,问题取向与工作取向的比值仍逆势上扬,说明信访问题意识的势头十分强劲。

    需要特别解释一下1981年之前信访问题取向出现的两个高峰。一个是1964-1966年这三年间,两种取向的比值分别达到0.17、0.17和0.40;另一个是1980年,比值达到0.20。对这两个高峰,要看到,它们是在样本量非常小的情况下发生的统计结果(上述4个年份的比数分别是2∶16、1∶6、2∶5和3∶15),与1981年以后大样本条件下的统计结果不具有可比性,因此不能以这两次“高峰”否定信访关注中问题取向不断增加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在1980年及以前,除了上述4个年份,其他年份的信访文献则不多。

    信访关注中问题取向与工作取向的分野,意味着眼界的拓展,即从单纯关注国家的主张和举措,到同时关注社会的理解和行动,以及二者之间的背反所造成的社会困扰。眼界的拓展有利于发现更广泛的信访现象及其变异。而事物之变异及其复杂性,既是科学研究的兴趣所在,也是理论思考得以酝酿的经验基础。不仅如此,问题取向的崛起还意味着人们不再单纯服从国家的制度安排,而是开始反思这些安排在各个层面上产生的非期然后果。比起工作取向,这无疑是一种更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思维。而反思和批判,既是科学思维的基本特征,也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

    总而言之,尽管从客观上说,信访问题与信访工作从一开始就是相依不离的两个方面,但就对这两个方面的关注而言,却存在一个微妙而重要的历史转变,即,在1980年以前,国家的信访工作几乎占据着全部的注意力,“工作取向”一枝独秀;但此后,信访作为社会问题的一面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问题取向”开始兴起。这样一种转变,为信访问题进入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信访学术研究的兴起

    尽管关于信访现象的问题意识早在1980年代初即已萌芽,并在1990年代获得显著发展,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并未把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上升到理论高度,研究成果也基本停留在简单的现象描述和经验总结上,思考的深度和分析的严整程度都十分有限。究其原因,在于信访问题意识系从信访工作意识分化而来,最早认识到信访问题是一个问题并进行相关研究的不是学者,而是实际从事或接触信访工作的工作人员。这批人构成早期信访问题研究的主力。不难料想,他们多是由于现实工作的需要,基于信访工作与信访问题的内在联系而涉足信访问题。就整体而言,他们在理论兴趣和素养方面自然赶不上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以致不能把信访问题从一个直观的社会问题上升为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来讨论。

    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信访部门就不断有人呼吁重视信访工作的专业属性,要求把信访工作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为此,1986年,沈阳大学还曾试办过全国第一个信访学专业,1987年出版了第一本《信访学概论》,此后也曾多次出版类似著作。(13)但这些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参与者仍然是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基本定位还是服务于实际的信访工作,仍未摆脱信访工作意识的束缚。这就决定了,不管主观愿望如何良好,这些工作的科学含量实际并不高,在学界也几乎无人响应。

    这种状况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有所突破。首开先河的是欧博文和李连江。他们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农村的告状政治》的英文论文(14),1996年又发表了另一篇英文论文《当前中国的农民与抗争》(15),两篇论文对信访问题都有涉及,但都不是关于信访的专题研究,加上是英文发表,所以在较长时间内并未引起关注,直到2001年国内信访研究兴起之后才开始有人引用。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刁杰成于1997年出版的《人民信访史略》一书。(16)该书仔细梳理了新中国信访制度形成及演变的历史过程,无疑是信访研究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但该书出版后长期乏人问津。从其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引用情况来看,该书在出版后的头六年中,只在1997年被评介1次,2000年被引用1次,其余年份为0。直到2003年之后才开始有比较稳定的引用。这种遭遇,一方面说明该书未能有效地推动信访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反证当时学术意义上的信访研究还非常冷清。

    真正启动信访学术研究的是应星于2001年出版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书。(17)该书详细地描述了一桩时间跨度20余年,涉及省、地区、县、乡等多个政府层级的集体上访案,并就其中的理论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是一个完全基于学术兴趣、按照学术规范并且系统地讨论信访问题的研究作品。该书在学术界引起热烈反响。从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得知,该书出版后的第二年即有6次评介和引用,到2015年已被引用或评论1202次,年均93次,境遇比刁杰成的《人民信访史略》好得多,推动信访研究的作用十分显著。

    而从论文方面来看,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影响力最大且发表最早的学术论文是应星于2004年发表的《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18)一文。从发表至2015年,总计被引用754次,年均69次。

    图3展现了上述三种信访研究文献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被引情况。这三篇文献都属于纯粹的学术作品,那些不关心学术问题的信访文献一般不会引用。因此,从这三篇文献的被引情况中,不仅可以看到它们各自的影响力,而且可以管窥学术意义上的信访研究的发展状况。如图所示,正是2001年《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图中简称“大河移民”)的出版带动了该领域的发展。在此之前,该领域一直很冷清,冷到刁杰成的《人民信访史略》(图中简称“信访史略”)几乎无人引用;而在此之后,不仅《大河移民》本身的被引次数节节攀升,连此前被忽略的《信访史略》也开始有了引用率,并与《大河移民》同步上升。这显然只有在信访问题研究作为一个领域得到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而《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图中简称“信访救济”)一文,其被引情况与上述两篇文献大体一致。这说明,作为学术意义上的信访研究大体是在2001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至于三篇的被引次数在2011-2012年间达到高峰,然后下滑的趋势,既与2011年后关于信访问题的发文总量大幅下滑约23%(参见图1)有关,也与该领域日益繁荣,议题增多,引文逐渐分散有关。

    应该说,自诞生以来,学术意义上的信访研究一直是成长的。这表现在,如图1,2011年以后,信访文献总量的总体上是不断下滑的,2012、2015年分别比2011年减少23%和32%,再看图2,信访工作取向的文献同样有明显的下滑,但信访问题取向的文献却保持了相对平稳的发展趋势。最终,在整个领域的发表量走低的形势下,信访问题取向的相对比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强劲地逆势上扬。这算是学术意义上的信访研究一直在成长的一个表征。由于一些文献兼有信访问题和信访工作两种取向,为了更好地测算两种取向的相对走势,本文又将这些兼有两种取向的文献刨除,专门统计“纯信访问题取向”和“纯信访工作取向”的文献。结果显示,两种取向之间的比值与图2中所呈现的趋势差不多,即也证明学术意义上的信访研究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

    不过,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看似十分繁荣的信访研究中,学术取向的信访研究仍然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如以图2中两种取向的文献量来看,“信访问题取向”最高只占到“信访工作取向”的61%。而如果刨除兼有两种取向的文献,只以“纯信访问题取向”与“纯信访工作取向”来衡量,则这个数字则进一步下降到46%。事实上,问题取向只是信访学术研究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因此并不能完全代表信访研究中的学术取向。如果考虑这一点,信访学术研究在整个信访研究中的比例会更低。

    上面简单地勾勒了信访问题进入学术研究日程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逻辑。不难发现,信访研究的兴起与国家政治生活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它是国家设计的信访制度运作效果不彰的产物。正是信访制度的效果不彰引发一系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问题,然后才被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讨论。于是发生学术取向的信访研究。与现实政治的紧密联系,一方面不断给信访研究注入新的动力,使该领域得以不断扩张,但另一方面,也使大量研究难以超越时政热点而做足够深广的学理思考,以致该领域的研究参差不齐,整体水平不高。下面就来看该领域以往研究的成果及其得失。

 

信访研究概况与主题

    信访研究是一个非常庞杂的领域,不仅文献量巨大,而且涉及的学科众多,讨论的问题也复杂多变,如何梳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

    信访研究领域每天发表的成果数量十分惊人。中国知网是目前国内收录期刊、报纸、学位论文等各种文献最全的数据库,不妨利用该网数据库来观察该领域的发表情况。以“信访”为主题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发现,截至2015年底,该主题的文献共有16746篇。其中,2001-2015年14803篇,占到88%,与前面关于学术取向的信访研究发生在2001年以后的判断相吻合。在这15年中,平均每年发表987篇,每天2.7篇,数量不可谓不高。表1展示了这15年中所发文献的学科和类型分布。

    如表1,按中国知网的学科划分,2001-2015年间发文量排名前5位的学科依次是: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诉讼法与司法制度、中国共产党、行政法及地方法制。这5个学科合计发文12434篇,占同期发文总量的84%。这个学科分布也充分印证了信访研究与国家政治生活紧密相关的事实。

    而按中国知网划分的“研究层次”来看,2001-2015年发文最多的依次是政策研究、基础研究、行业指导、大众文化、职业指导,五者合计发文12380篇,也占到同期发文总量的近84%。细察各个类别之下的文献发现,所谓“大众文化”,其实就是新闻报道,因此可以排除在信访研究之外,而“行业指导”和“职业指导”其实也是政策研究,只不过是针对行业和职业的政策研究。经过这样一整合,政策研究总计达到7413篇,占同期发文总量的64%;而基础研究只占同期发文总量的36%,相当于政策研究的57%。这同样印证了信访研究与国家政治生活紧密相关的判断。

    由此可见,信访研究虽然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