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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说明
王力平 风险与安全:个体化社会的社会学想象
发表时间:2014-12-05 18:22  文章来源:未知

 

风险与安全:个体化社会的社会学想象

王力平

 

文章发表于:《新疆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基金项目]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学子项目“自觉与批判: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构”(项目批号:12ZHFD12)、内蒙古科技大学创新基金项目“包头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研究”(项目编号:2011NCW015)的成果之一。

 

内容提要:个体化社会已然到来,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与个体化崛起的共生互构,不断生产并再生产社会不安全,个体的不安全感不断衍生。每一个个体、团体、政府、组织都应该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作为管理者的顶层设计应考虑并出台有利于优化个体整合的包容性社会政策,重塑社会容纳力,作为社会终极存在的个体应坚守普遍性的责任伦理,重获本体性安全,重构社会秩序。

关键词:风险 安全 个体化社会

作者简介:王力平,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当现代性在全球范围狂飙突进时,人类不停地与个体化社会不期而遇,文化的民主化和个体自由越发彰显了个体化的生命价值。当社会的风险不断集结并凸显风险社会的全质全貌时,社会安全和个体安全同时成为侵扰个体生命最为深刻的纠结。当人们直面扑面而来的风险和安全拷问时,身处个体化社会的个体又该展开怎样的社会学想象呢?

 

一、个体化社会的到来

    不管是德国的贝克、埃里亚斯,还是英国的鲍曼,不管是《个体化》、《个体的社会》,还是《个体化社会》,个体与社会这对范畴从一开始就萦绕在社会学家的脑际,牵引着社会学家的思考。把社会成员铸造成个体,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1】。鲍曼称这种社会结构形态为“个体化社会”,并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势的特征”【2】

    所谓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就是原先作为个体的行动框架及制约条件的社会结构,逐步变动、松动乃至失效,个体从诸如阶级、阶层、性别角色之类的结构性束缚力量中相对解放出来,甚至当代许多社会制度的设计,就迫使人类的存在采取个体化的生活形式【3】。贝克认为个体化并不像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意味着个人获得越来越多的选择自由,并借此使个人更具有个性和独特性,个体化的实质是制度性动力推动的结果【4】。个体化社会是一个“轻巧”且“液化”的社会【5】

    “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使得个体开始严重分化,并越来越成为社会问题分析的根源。在个体化社会中,许多社会问题直接体现为个体问题,致使人们不再到社会领域中去寻找它们的根源,而是直接回到“个体”之中去寻求解答。与此同时,对于个人成就和能力的强调也使得各种社会不平等更为正当化和合法化【6】。日趋分化了的个体在力争给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和目的的时候,他们所处的人类状况却日新月异,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人们找不到可靠的安全保障和长久的精神支持,个体在面对社会时,感到孤独无助,遭受各种风险袭击的可能性不断加码,风险危机和不安全感时时相伴并困扰着生活中的每个个体。

    在全球性的、利己主义的风险时代中,个人实现自我和成就的伦理是现代社会最强劲的潮流。选择、决定、成为个人所渴望成为的自己生活的主宰和自己“身份”的创造者的个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特征【7】。现代性扎根后,上帝、自然和社会系统正在以或急或缓的步伐被困惑、彷徨、无助、茫然的个体逐步取代【8】。在全球风险社会中,抽离的个体和全球问题之间有一个制度化的失衡。西方的个体化社会要求我们在个体生命中去解决系统矛盾【9】。风险社会与个体化社会的双重叠加将安全这一个体最为基本和实际的诉求再次凸现出来,安全研究也更为切实地逼近大众生活的一线。作为这一动态的一种反映,安全领域中社会学研究取向的重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从学术传统上说,个人与社会的安全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当然题域,从学科生长的意义上说,社会学研究取向在安全领域的发展动向,体现着社会学理论的自我更新和重建意识及其积极尝试【10】

 

二、风险社会:社会安全的表述

    表述是一种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必须持续介入其中的活动;没有表述,任何体验都不会写入故事之中。但是,在任何时候,表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都不如讲述“全部生活”的故事的意义那么巨大【11】。自贝克喊出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之后,人类并未搬迁远离火山,而是在火山旁自愿不自愿地目睹着火山不间断的喷发,火山的不停息直接威胁着社会的安全,人类始终未能摆脱风险的困扰,刚从“我饿”的状态脱出,又跳进了“我怕”的深渊。

    风险已经改变了现代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和结构,成为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的新时代。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酿成世纪性的大灾难,随后英国的疯牛病、美国的“9·11”事件、中国的SARS、印度洋海啸、美国次贷危机、甲型H1N1流感、日本大地震、极寒天气等等,正是这些接连不断的灾害或者灾难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社会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风险社会”的新时代悄然而至。在全球化的威胁下,风险对社会安全的损害程度已失去了时空限制,持久而深刻尤远。如果说早期的风险尚带有勇敢和冒险的意味,而现在,风险则是指可能毁灭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威胁【12】。究竟该如何来把握安全这一现实而又棘手的概念呢?他又确指什么呢?

    从社会学视角来说,安全是特定的社会行为主体在实际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状态。这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状态”可以从两个维度体现出来:一个是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维度,另一个是主体的认知和感受的维度【13】。社会安全是个体获得安全保障的首要前提,不管从哪个维度来解读安全,安全是有层次性的,基本的安全涉及到生存和生命的安全,是一种底线性安全;更高的安全影响到发展的安全,也是品质性安全。底线安全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安全,品质安全则强调更为积极的意义。事实上,风险社会的残酷现实直接威胁并拷问到人类生存的底线安全。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的加速进步与环境保护的长期失调,使得我们这个社会潜伏着太多的不安全因素。自然灾害、贫富分化、刑事犯罪、失业、生产事故、传染病、心理疾病、劳资冲突、族群冲突、道德失范、邪教、恐怖主义、人口结构变化、个体化趋势、信任危机、高新技术、生态危机、全球化等都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的具体因素。这些风险不仅威胁着个体的生命健康,同时也对社会的良性运行构成了严重威胁。以2010年的中国为例,2010年农作物受灾面积37425.9千公顷,旱灾受灾面积13258.6千公顷,洪涝、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受灾17524.6千公顷,风雹灾害受灾2180.1千公顷,台风灾害受灾341.9千公顷,低温冷冻和雪灾受灾4120.7千公顷,受灾人口42610.2万人次,死亡人口6541人,直接经济损失5339.9亿元。2010年地质灾害发生30670起,直接经济损失638509万元。突发环境事件420次,地震灾害12次,直接经济损失2361077万元【14】

    贝克曾这样表述:“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中国可能正处于泛城市化发展阶段,表现在城市容纳问题、不均衡发展和社会阶层分裂,以及城乡对比度的持续增高,所有这些都集中表现在安全风险问题上。”【15】这些风险恰恰直接威胁到的正是影响发展的品质性安全。2010年公安机关受理治安案件12757660起,查处治安案件12122138起,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94.8起【16】。2010年以来,11—49人的一般性集体争议有4000多起,涉及11.8万人;50人以上的重大集体争议有216起,涉及劳动者2.9万人,平均每案人数为137人【17】

    社会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的不对称或者不成比例,不仅威胁着社会的安全,也直接指向现行的制度安排。占有财富越多的人,不仅有更强的能力规避风险,而且可以借助风险攫取更多的财富;而占有财富越少的人不仅难以规避风险,而且还将继续减少占有财富的份额,从而遭受双重的残酷打击,这正是在风险时代人们面对的社会安全困扰。目前,中国大大超过0.4的警戒线已达0.48的基尼系数,扩大到3.3:1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入差距在10倍以上的不同行业差别,每年维持在4.1%左右的失业率,这些社会财富分配的结果恰恰与风险分配的逻辑相反,社会上存在的仇官仇富等现象正成为风险社会的海底暗礁。

    风险已成为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现代风险是现代化和科技进步所导致的反身性后果,表现出不可感知性、整体性、平等性、全球性、建构性等与传统风险不同的特点。它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社会运行的逻辑,使社会的中心问题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转为风险分配的不平等,并进而导致现代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一系列变化。对于风险社会从社会安全的视角考察,把分析的视野从单纯的物质性后果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后果之上,将进一步深化人们对风险后果的理解和认知,为风险政策的制订提供有益的参考。

 

三、社会风险:个体安全的自觉

    随着人们对风险研究的不断深入,对“风险”概念的理解也日趋复杂、丰富,对社会风险的研究也日益出现了跨学科、多视角、综合性的研究趋势。“风险”概念与“不确定性”、“不安全”、“危险”等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意指“遇到破坏或损失的机会或危险”【18】。现在来看,对风险的定义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定义把风险看作一种客观的物理特性,认为风险可以通过科学加以解释、预测和控制;而另一类定义则更倾向于把风险视为一种社会建构,认为风险既有物理属性,也有社会属性,不是一种独立于人类主观价值的客观存在【19】。不管是风险的那一类定义,社会风险对个体安全的威胁是一个需要面对的不争事实,“不安全”是社会个体在物质和精神层面最基本的感受,对于安全的追求是这样一个全球风险时代的基本价值取向,关注和研究个体安全更是对于现代性迷思和个体化困局的社会学自觉。

    简单地说,个体安全可以理解为作为安全主体的个人与其外界环境及社会之间的和谐共存关系,是个人在客观上没有面临威胁、在主观上没有恐惧感受的一种状态。一般而言,个人的不安全状态根源于外界和社会存在的危险和风险【20】。个体安全既包括实在意义上的社会空间的稳定性,也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恒常性,或者说既包括客观维度的安全条件,也包括主观维度的安全认知。因此,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21】

    个体化已经来临并将持续下去,无论是谁,如果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找出一些方法,来应对个体化给我们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影响,就必须首先得承认这个事实。个体化给越来越多的男女众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尝试自由,但是他也给男女众生安排了应对个体化后果这个前所未有的任务。同样以中国社会为例来看,房地产业商品化、教育改革产业化、医疗体制商业化这“新三座大山”正成为困扰中低收入社会群体的最大难题。随着生活节奏的变速加快和社会压力的加速增大,养孩子、养房子、养老子还是养自己?已经成为现代城市人心中的最大困惑。从近三十年的情况看,离婚人数逐年上升,离婚总数从1981年的38.9万对增长至2010的267.8万对,三十年间增长了5.88倍,粗离婚率从1981年的0.39‰增长至2010年的为2.0‰,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从18.7万对增长至201.0万对,增长了近10倍,法院办理离婚从20.2万对增长至66.8万对,增长了2倍多【22】。尽管离婚是通过正常法律途径解决婚姻家庭矛盾的一种方式,但其结果毕竟导致了个体婚姻家庭的解体,而且一般都导致未成年子女心理伤害等不良社会后果,因而,离婚率上升绝不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标志,更不是追求幸福的象征,而是社会面对矛盾和尴尬而做出的不得已选择。正如贝克所说,“个体化是婚姻的底本”【23】。事实上,与离婚率节节攀升一样极具讽刺意味的是2011年“新婚姻法”的出台,不管是纠结中的丈母娘还是卷入其中的善男信女,当房子介入爱情和婚姻的时候,我们生存的集体焦虑就昭然若揭。全球化范围市场经济的急剧解构,婚姻也步入市场经济的理性算计中,“计算的婚姻”越来越多,财产成为最不稳定的婚姻链接,现实与功利也骤然成了婚姻的主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的悲凉,在这个社会风险险象环生的时代,身处婚姻与家庭纠结中的个体情何以堪?

    进入个体安全视域的不只是婚姻,食品安全也风险聚集,让人寝食难安。受生态环境水平、产业发展水平、企业管理水平等深层次因素制约,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基础薄弱的状况尚未根本转变,食品安全风险类型多、隐藏深、分布广、危害大。卫生部数据显示,1985年我国食物中毒死亡人数高达620人,2002年降至68人,近年又出现反弹趋势,死亡人数呈“W型”波动。同时,食品领域违法犯罪高发,成为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2010年全国共查处食品违法违规行为13万起,形势严峻。《小康》杂志于2011年公布的年度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报告显示:近七成公众对食品没有安全感【24】。毒豇豆、假香米、毒龙虾、问题奶粉、地沟油、致癌油、染色馒头、饮料汞中毒等等,一幕幕让人触目惊心的大戏你方唱罢我登场。1978年到2008年,全国法院一审刑事案件数从14.7万件增加到76.8万件,年均增长8.59%,每万人口的一审案数从1.53件上升到5.78件。而且1997年以来,此类案件连续11年维持着增长趋势【25】。2010年,全国发生道路交通事故219521起,造成65225人死亡、254075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92633.5万元【26】。触目惊心的数据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这些数据直接拷问着个体的生命安全。

    在个体化社会中,社会对于个体来说已经是分崩离析、支离破碎、不易辨识、难以捉摸的【27】。社会风险的加剧,新的危险正在解除关于安全计算的常规支柱,损害失却时空限制而成为全球的和持续性的【28】。当人类迈步向前时,我们是否真的需要“现代性的彻底化”?因为我们已经深陷此境,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必须要承担我们行动或者不作为或者胡乱作为的种种后果。

 

四、风险与个体化的共生互构

    社会学诞生于现代性在全球范围狂飙突进般的社会变迁。社会秩序、规范、制度和生活系统的急速转型,引发的社会失序、失范和制度紊乱以及生活失调,一直牵引着社会学研究的神经,全球风险已经成为公共领域和个人领域的一个核心的组织性范畴。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个人与社会一直在风险中前行,也一直面对着安全困境的拷问。因此,安全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前提性保证,在这个意义上,安全本身也就是生存,生存安全是整个生活实践的一个核心内容【29】。越来越个体化的社会致使人们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极大化。在迅速个体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个体建构的不确定性又促使个体不得不去寻求安全和保障的避难所,至少在他者的陪伴下突破社会安全障碍可以使个人暂时摆脱孤独和恐惧之感。

    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与个体化崛起的不断互构,不断生产并再生产社会不安全,个体的不安全感不断衍生。现代风险具有很强的“建构性”特征,人们的主观感知和认知构成了现代风险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风险社会是以现代工业社会的风险为中轴的,每一种风险都可能与其他领域风险中的一种或多种发生关联,从而产生向其他种类的风险转化和发展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交互作用影响的增加,次生、衍生风险的增多【30】。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不仅存在着由单位制解体带来的社会的原子化或碎片化现象,同时也存在着个体的碎片化现象,即个体由传统社会中的未分化的整体碎片化为零散体。个体碎片化的第一个表现是个体的社会疏离,个体碎片化的第二个表现是个体的自我疏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个体自我认同破碎;二是个体自我协调机制的破碎。个体碎片化的第三个表现是个体趋向片面化。个体的社会疏离和自我疏离必然导致个体的片面化【31】。正是中国社会的这一特殊脉动,现代风险与个体化趋势的不断共生互构,社会和个体备受双重挤压,同时造就了“个体易受伤害性”和“社会易受伤害性(social vulnerability)【32】”。个体风险认知和决定能力的弱化,必然带来社会风险认知和决定能力的弱化。社会是个体作为主体构成的关系体系,当社会主体碎片化时,社会凝聚度不够,个体社会联结的路径较少,社会共同意见难以形成,这一方面会导致社会的风险认知能力弱化,另一方面也会使社会做出决定的能力弱化。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风险在根本上是一种个体的风险【33】。在最近几年中,社会易受伤害性已经成为人们对世界风险社会进行社会不平等分析的一个关键的面向:各种社会过程和条件使得人们以一种不平等的方式去面对各种很难定义的风险,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平等必须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国家和全球语境中权力关系的表达和产品【34】。社会风险加重了穷人与富人、中心与边缘之间所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但同时也消解了它们。社会风险对地球威胁越大,最富裕者和最强大者规避威胁的可能性就越小。风险既是等级的,又是民主的,世界民众已经意识到了类似于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开始以断裂的方式进行变化。

    在这个“社会互构(Social Mutual-construction)”【35】的时代,风险与个体化的互构着力于阐释和理解多元行动主体间的相互型塑、同构共生关系。社会的个体化并不等同于社会的私人化。因为,是由无数的个人构成了整个社会,个体化的过程能化解一定的社会风险。换言之,在风险社会演进过程中,风险社会中的个体化趋势是具有双面性的,它一方面带来了社会风险,另一面也在化解风险。风险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都是风险的制造者,同时也在为化解风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36】。尽管个人的安全感远非过去所能比拟,对风险的恐惧还是成为我们生活中日益加剧的一部分,以至于有人认为我们生活在风险文化之中。“不安全的自由”这一表达,表现了个体自我实现的文化脚本与不确定的有风险的新政治经济之间的矛盾。一切都太迅速,“可选择的”、“反思的”或者“自己动手”式的生活经历可能变成崩溃的经历【37】

    在全球危险的“副作用”阴影下,社会因而向(亚)政治敞开大门。在各个层面——经济和科学,私人生活和家庭以及政治——行动的基础达到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他们不得不重新调整、重新磋商、重新平衡【38】。在一个家庭和性别角色急剧变化的社会世界中,特别是在维持作为个体的自主感和与他人形成密切关系的需要之间的张力,导致了诸多的问题。个体化时代的个体需要通过现场的决策来建构起自己的生活,因为决策被视为随机应变的选择,决策建构的风险,即以特定方式联系被建构的过去和被建构的未来的风险,必须归因于决策【39】。职业生涯、个人健康、家庭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任何决策和选择都意味着对未来风险的规避和应对,任何意外事件很容易对个人生活造成沉重的打击,并让个体背负不能承受之轻。

    现代性全球推进的过程既是社会一体化的过程,也是社会个体化的过程。安全在不停地向上聚集,而风险在不断地向下聚集,社会地位较低者面临着安全感沦丧的危机,安全的个体化也如同人们的社会地位一样呈现不平等的趋势。因此,面对市场的力量,无论对何种体制下的个人来说,“能力”成为一个重要指标,是否获得安全,不再由国家、制度、体制等宏观结构来决定,而是个人社会化的再生产的结果,因为,安全被“个体化”了【40】。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加强社会管理也就是防范现代社会个体化风险,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必要支持的一种手段。作为管理者的顶层设计应尽可能以个体为导向调整社会政策的框架定位,不断增强个体间的包容性,进而出台有利于优化个体整合的包容性社会政策【41】,重塑社会容纳力【42】。保证不管个体的环境条件如何,都有机会能够参与且享受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福祉。

    风险本身就是一个超前性、非事实性概念。现实化了的风险已经不是风险,而是灾难。风险是个体行动的混合,它结合了政治、伦理、演绎、媒体、科技、文化以及人们的特别感知,因此,风险是依据人们特定的社会文化感知和定义来建构的。因此,可以说科技时代所引发的任何危机,都可以把责任归结给个人、团体、政府及其他的相关组织。每一个个体、团体、政府、组织都应该为它们的所作所为承担相应的后果,应该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43】,而不是个人只强调权利,而无视对他人和公众的义务与责任,变成“无公德的个人”【44】,只有这样,才能建构起所谓的“本体性安全”,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45】。在风险与个体化共生的时代,这种本体性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微观基础。也正如贝克所言,责任就更需要成为普遍性的伦理原则。因为,它已是人类这一生物种类得以生存繁衍的仅存“可能性条件”之一。在“责任原则”之下,没有人能够逃避彼此休戚与共的责任要求【46】

 

参考文献:

【1】鲍曼:《个体地结合起来》,载【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范譞、张惠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页。

【2】【5】【11】【27】【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81页;第18页;第12页;第40页。

【3】Ulrich Beck.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Sage Pubulications,1992.

【4】【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

【6】【41】文军:《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与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建构》,《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7】【28】【37】【38】【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第46页;第15页;第49页。

【8】【9】【23】【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范譞、张惠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页;第31页;第9页。

【10】【13】杨敏:《“个体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现代性的迷局与社会学理论的更新》,《创新》2009第11期。

【12】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05页。

【14】【16】【2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第434-443页;第932页;第932页。

【15】【46】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1期。

【17】乔健:《2010年中国职工状况——呼唤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和集体劳权》,载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社会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3—254页。

【18】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19】Bradbury,J.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differing concepts of risk.Science,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1989(14):380-399.

【20】杨敏、郑杭生:《个体安全:关于风险社会的一种反思及研究对策》,《思想战线》2007年第4期。

【21】王建民:《“去集体化”与“弱组织化”过程中个体安全的寻求》,《思想战线》2009年第6期。

【22】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国社会统计年鉴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第243页。

【24】胡颖廉、李宇:《社会监管理论视野下的我国食品安全》,《新视野》2012年第1期。

【25】李培林、陈光金:《中国当前社会建设的框架设计》,载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社会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8页。

【29】郑杭生、杨敏:《个体安全:一个社会学范畴的提出与阐说——社会学研究取向与安全知识体系的扩展》,《思想战线》2009年第6期。

【30】刘岩、赵延东:《转型社会下的多重复合性风险——三城市公众风险感知状况的调查分析》,《社会》2011年第4期。

【31】【33】张昱、孙志丽:《个体风险的社会管理》,《江海学刊》2011年第3期。

【32】【34】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35】郑杭生:《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92页。

【36】郭强:《试论风险社会的应对机制——风险的知识社会学考察》,《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9】Niklas Luhmann.Modern Society Shocked by Its Risks.published by the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er,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6,p.16.

【40】阮明阳:《市场转型中的城市居民“个体化风险与安全”研究》,《兰州学刊》2010年第5期。

【42】王建民:《个体化社会中“社会容纳力”的缺失与重塑——理论阐释与案例分析》,《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2期。

【43】【德】诺贝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44页。

【44】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60页。

【45】【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80页。



[基金项目]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学子项目“自觉与批判: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构”(项目批号:12ZHFD12)、内蒙古科技大学创新基金项目“包头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研究”(项目编号:2011NCW015)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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