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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报道
年度致敬之杨团 公益探路人
发表时间:2015-01-08 23:58  文章来源:公益中国

 

年度致敬之杨团 公益探路人

 

    

    杨团说,只要能推动社会的进步,那怕是小小的一步,她不会畏惧艰难险阻,她会迂回曲折地找到向前的路。


  “数十年光阴,以行动践行理念,探索中国社会进步的新动力。”2014年12月15日,在深圳举行的“责任中国2014公益盛典”将年度致敬大奖颁给了杨团。没有人否认,杨团是中国公益的领军人物,但她更是中国公益的探路人。几十年来,在狭小的制度的缝隙中,寻找生存之路;在从未有人尝试过的领域,摸索行走的道路。

  杨团大多数时候总是笑的,甚至经常大笑,说话也非常大声,演讲的时候更是铿锵有力。在她身上有一种说干就干,干就一定能干成的能量,这让她有别于象牙塔中的学者。而她的单纯和爽快,又让她非常契合公益慈善的气场。

  她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知行合一”的典范,在幽暗未明的路上,在屡屡的挫折中,她总是以向前的姿态,挣脱羁绊。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二十几年来,她和她的诸多公益组织,渐渐长成。这种成长不仅仅是以从者日众,举事愈丰,贡献越大来衡量的,更重要的是给中国公益带来了“行动”和“思想”两种能力的协调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激活的“鲶鱼效应”。

  大公益时代“社会协治”

  刚在深圳领完奖,杨团立即飞回北京,2014年12月21日,有一个关于慈善法的研讨会需要她张罗。

  这是一个充分体现杨团性格的会,会议除去午餐时间,上午下午严格把控在390分钟之内,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不少,接近80%的参会者参与了发言讨论。杨团要求所有的人“放开心态,尽心会审、专心致志、排除干扰”,因为“这个会对中国公益慈善太重要了!”

  会议以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为主办方,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公益研究院等5方为协办,有政界、学界、N G O界、企业界、传媒界等各界人士参加。主持人邓胜国开场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为了开今天这个会,昨天杨老师就给我微信留言说邓国胜,你到哪了?吓我一跳,今天开会,她昨天就问我到哪了。”这就是杨团。

  这个《慈善法》民间版本的研讨会杨团的组织核心身份无庸置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山大学等六家研究机构提供了五个《慈善法》的民间版本。

  《慈善法》是社会法,其所涉法律关系之广,领域之多,人群之众,问题之复杂有目共睹。在杨团理解中,“慈善立法是国家以法律的形式为社会赋权,为愿意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公民赋权”,在国家立法的草案尚未出台,还未公开向公众征求意见,民间多家研究机构自发组织起来撰写民间版本,这在中国立法史上是第一次。而民间不仅做研究,还组织和收集版本,召开社会各界对民间立法版本的研讨会,这也是第一次。这两个“第一次”,正是杨团“社会协治”理念的最好体现。

  杨团提出社会协治的思想时,“社会学界的学者统统反对”,她说。一些人认为这个观念落后于现行的提法—“社会共治”,是主动把自己的地位放在协助上,而放弃了“共同治理”的主体地位。

  杨团上个世纪90年代初涉慈善公益,到2005年践行“农禾之家联盟”,再到“中华慈善百人论坛”,让她对公益慈善组织如何在政策的缝隙中生存、生长有深刻的体会。“我承认党和政府是中心,民间用协同的姿态,不添乱,协同和帮助党和政府将好的方向变成好的政策,再把好的政策落地,谈太多太高的口号没用”。

  杨团认为现在和过去不一样的地方是“社会”这个词越来越重要了。中国社会生态土壤正在改变中,那些没有任何背景的普通公民,自发地组成的各种各样的社团和社群,尽管当中很多既没有进行社会组织的正式法人登记,也没有参与区县或街道备案,不过,正是这样一个个的社会分子,凝结成一个个的团粒结构,再由团粒结构成群连片,形成社会。这样形成的社会土壤才能呼吸,才能自由汲取养分,才不至于板结。

  杨团预言,在互联网时代,注册登记的公益慈善组织只是一种形式,而成千上万的自组织社团将以网络社群的方式存在,而且会逐渐发展出一种公益慈善的新秩序。它让出自于人的天然情感的人们,尽管处于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家,都为了同一个目标,迅速地通过网络表达他们的相互认同,只要在电脑、手机上动动手指,瞬间便能聚合成巨大的公益力量。

  对于这种如潮水般涌现的民间激情和力量,杨团将之总结成“大公益时代”。

  2010年3月,在筹备世界公益论坛发起人会议时,杨团以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学者身份首提“大公益”概念,这在很多人对公益的认识还限于扶危济困的传统慈善的当时,无异推开了一扇认识公益的窗户。“传统慈善仅仅是现代民间公益的一小部分。现代慈善可以界定为现代民间公益,而大公益又超越了一个国家且限于民间的公益,它是跨地域、跨国家、跨种族的,是国与国、族与族、人与人都要联合起来,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在例如反恐、生态环境、公共卫生、能源和食品安全、农业可持续等等大目标上协同一致行动。”杨团说。而她把公益无国界,最大限度统合的多主体协同行动作为大公益的最高理想。

  “太快,并不见得是件好事”

  或许是呼应了这种社会力量的蓬勃生长,2013年《慈善法》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一类项目,使得在立法道路慢跑了近十年的《慈善法》被推上快车道。近日,国务院又印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出台的指导、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文件。

  “太快,并不见得是件好事”,尽管一直以来是《慈善法》立法的积极促进者,杨团对当前的立法局势的担忧是实实在在的。她不希望过快地提出法条结果,而是希望立法者能够充分听取民间慈善行动者的意见。“现在有许多民间慈善组织都是在政策的夹缝里生存,如果慈善法就是堵漏法,把所有的缝隙都堵上,民间组织的生存岂不更难?”“被管起来,被限制住”是她对现实的担忧,而能否更多地考虑到当前大公益的时代动向,给未来的社会成长更大的空间,让公益慈善能够良性成长,是另一种担忧。

  上个世纪90年代起,杨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者,参与到对山西永济市的一个自发的农民合作组织—“蒲韩乡村社区”的观察、研究和指导当中。这个典型案例让她颇为兴奋,因为这个农民协会的诞生正好在1978年农村分田到户和2006年取消农业税这两个重大制度变革时点之间的中国农村。此时的中国农村贫富差距迅速拉开,农民权益保护与经济收入、公共福利等问题并驾齐驱、愈演愈烈,国家用尽种种方式却见不到太多改善,这就是时时出现于国家重大决策文件中的“三农”问题。

  为了寻找以农民合作组织为支点,破解“三农”问题的出路,杨团到韩国、日本去访问农协和农会,一路思考,一路撰写文章。她通过长时间的实地调查和研究思考,认定了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就是“综合农协”。农协不是政治组织,也不是改革以前政府统揽权力号令一切的“人民公社”,“蒲韩乡村社区”农民每户自愿交一块钱用于村里垃圾收集,从而让整个乡村干净整洁的故事,正是农民自我成长的一个好证明。农民通过自身的组织和制度创新,不要政府的一分钱的支持,就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又能维护农民的基本权利,还能改善农村公共服务。

  2005年底,农禾之家联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农民朋友们纷纷要求我帮助他们登记一个正式组织,我就说,这事我劝你们5年之内不要去考虑,5年之后再说,而到明年就整10年了,第二个5年登记还是困难的”。杨团的判断是对的。

  但是不能登记不等于不做事。杨团属于越是困难劲头越大的那种人。对此,她解释是“文革”和“下乡”以及后来的多次运动锻造出来的,这些经历帮助她储备了足够的经验、能力和智慧去解决困难。

  “农禾之家联盟”发展十年到现在已经有144家农民合作组织,遍及全国22个省,而合法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兼做联盟的秘书处,用小马拉大车,保护联盟的发展。这几年,中心的事业做大,帮助了联盟成长。杨团说她觉得越往前做,心里越有谱了。

  这就是“社会权力”的成长。杨团说,社会权力是介于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一种权力,它蓬勃生长不可阻挡。它可以协同公权力,也可以协同私权利,而承载这种社会权力的,正是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和公益慈善行动。而这种力量在做的事情正是“社会协治”,即社会组织协同政府治理国家,公民们用自己组织起来的行动,让自己所生存的社会变得更好。

  “我的公益路还长着呢”

 

  杨团向记者推荐看她母亲韦君宜写的纪念她的父亲杨述的文章:《我们这一代为何这么多悲剧》,杨团说看这篇文章就会了解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一起生活了39年,一起经过了胜利,也经历了无数酸辛和惨苦”,经历了“延安抢救”被打成特务,“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至死都没有等到平反的消息。韦君宜和杨述是一代忠诚于党的老知识分子,用她的话说是“一代老信徒”,她在文章的最后以哭杨述的方式呼喊:“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这些老人,实际是以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了今天的思想解放的局面的。实际上我们是在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你能不承认吗?”

  杨团说,这就是她不停歇的动力所在—只要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她不会畏惧艰难险阻,她会迂回曲折地找到向前的路。

  而公益,特别是聚合起社会力量的大公益,在她看来,是改变中国社会的动力。

  “我今年65岁,已经退休5年,这5年做了几乎等于以前10年的事情,但我的公益路还长着呢”。她哈哈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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