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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益龙 兼容并包的社会学学科思想
发表时间:2014-12-23 21:18  文章来源:未知

兼容并包的社会学学科思想

——追思郑杭生先生对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发展的支持

 

陆益龙

 

    学科的发展是科学共同体分工与合作的结果,知识的积淀和研究领域的分工,促进着各种新兴学科得以建设和发展起来,在此过程中,学科的组织与协调者往往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学科建设顺利推进,学科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学科呈现出繁荣发展景象,这与新时期中国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郑杭生先生为社会学学科重建和繁荣发展所作的贡献是分不开的。郑杭生先生秉持兼容并包的信念,致力于把中国社会学学科做大做强,倡导社会学与相近学科的沟通和合作,大力支持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

 

一、兼容并包学科思想的渊源

    郑杭生先生的兼容并包的社会学学科思想,源自于其深厚的哲学知识以及国学与西学并具的学术背景。先生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五年制哲学专业,以优异成绩留校任教,从事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生扎实的哲学理论功底,不仅为其向社会学的转型奠定雄厚的基础,而且也是其在推进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以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过程中的重要思想来源。1981年,先生赴英国访学进修,主要研修西方哲学和社会学。此时,先生的研究重心逐渐从哲学向社会学转移。198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建了社会学研究所。

    在师从于先生做博士后研究并在以后共事期间,我常常听到先生说,他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的“治乱兴衰”思想;另一个就是英国经典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思想。先生提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观点,[1]实际就蕴涵了中西经典社会理论的精髓,即注重对社会有机体的“治乱兴衰”规律的探索。

    先生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理论概括,既构成了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基石,同时也体现出先生具有一种博大而深远的学科意识和情怀。正如先生指出:“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形成了自己的 一系列研究领域和范围。作为学科的社会学面临的一个理论困难,就是缺乏一根能把这些内容统起来、串起来的主线,因而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过去不少社会学家,为把这些内容贯通起来做了许多努力,有的获得了部分成功,但整体说来,收效不大。现在看来,把社会学的对象规定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似较符合社会学产生的历史,又较能在理论上自圆其说,也就是说,它能较好地为社会学提供一个贯通其全部内容的主线。”[2]

    社会运行论的提出,以及运行学派的创建,体现了先生具有将前人思想理论融会贯通的高超能力,对学科发展高瞻远瞩的开阔理论视野,以及把不同领域知识兼容并包的学科思想。所有这些学术素养和理论成就,某种意义上说皆与先生深厚的哲学理论功底分不开。

    当然,对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现实的把握和提炼,也是先生兼容并包学科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正是对中国历史上“治世”与“乱世”交替的历史史实和规律,以及新中国社会变迁现实经验的理论提炼,先生不仅发展出社会运行理论,而且将新时期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性上升到一个更新的高度。

    对三种思想渊源,先生并非原封不动地吸收,而是采取创造性地运用。关于汲取思想理论营养问题,先生概括出“三个再”,即要做到“再评判、再认识和再提炼”。在推进社会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中,先生倡导要“真正做到‘借鉴西方,跳出西方’,不断进行‘再评判’;做到‘开发传统,超于传统’,不断进行‘再认识’;做到‘提炼现实,高于现实’,不断进行‘再提炼’,我们才能真正创新我们的学术话语,创造我们学术特色,也才能形成为数众多的真正的中国学派。”[3]由此可见,先生其实对西方社会学理论也是比较熟悉的,但他并不停留在简单介绍或推崇西方理论的层次上,而是善于作出自己的理解、判断并加以借鉴。先生一直注重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资源的开发和运用,同样,在对待传统思想方面,先生主张要结合时代需要,重新认识和审视传统思想,从传统中汲取精华去其糟粕。经验是社会学认识的重要来源,但是,经验要为学科乃至理论发展有所贡献,仅仅简单地收集和再现经验材料并不足以达成目的,而是需要对经验现实加以“再提炼”。

    兼容并包的学科思想,不仅是先生创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也是先生在担任重要学术职务期间,在推进社会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实践中所坚持的原则。先生虽旗帜鲜明地主张自己的学派观点,但同时也力倡中国社会学园地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众多学术交流的场合,先生常呼吁:“我们要多些学派,少些宗派。”此外,先生还常说,大家可以为学术观点而争得面红耳赤,但大家依然是朋友。由此表明,先生历来倡导中国社会学共同体的民主、公正和包容的学术环境,以及公平的交流与评价机制,反对学术帮派主义和小圈子的不良风气。鼓励学者之间开展纯粹学术争鸣,但批判学界因门派之别而相互排斥、打压和不团结的现象。主张对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术争鸣,要有包容精神,不宜把学术争鸣作过多非学术性演绎。

    在致力于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还体现在对社会学相邻学科发展的关注和支持,特别是对民族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学科发展的支持。在先生的社会学学科建设视野里,并没有把社会学与其他兄弟学科孤立开来,而是以包容的态度,辩证地看待加强学科建设与跨学科交流及合作关系,把社会学学科建设与相关学科共同繁荣紧密结合起来,并从相邻学科及与其合作中汲取营养。

 

二、推动民族学与社会学的交流合作

    作为一位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对我国的民族关系与民族团结问题高度重视,一直主张社会学与民族学两个学科之间要加强合作、共同发展,共同为促进民族关系问题的科学研究和民族团结更好地作贡献。

    在第七届全国民族学学术研讨会上,[①]先生在致辞中指出:“加强民族学和社会学的联系十分重要,希望进一步得到加强。为什么要加强?因为这两门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4]

    对于民族学与社会学两学科间的关系,先生还从社会运行论的角度进行了阐释:“民族社会学研究怎样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有利于社会运行,而怎样的社会运行又对各民族的发展有利。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关键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分配机制,也就是社会结构的问题。从这样的观点看,社会学与民族学确实是密不可分的。”[5]

    先生对民族学与社会学联系的理论阐述,充分体现出他在对社会学相关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和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先生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以及为中国社会学及相邻学科建设所做出巨大贡献,归根到底还是得益于其兼容并包的思想。一方面,先生能坚定地立足于社会学的理论创建,另一方面又能跳出单一学科之阈限,站在一个更高的学科交流与融合的高度,从学科互动和合作中,汲取更丰富的营养。把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研究之中,既拓展了社会学的视域和范围,也开阔了民族学研究的视野,从而使得两个学科都在联系和合作中得到了丰富、充实和发展,由此也形成了学科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百花齐放的学术繁荣景象。

    在推动社会学与民族学相互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先生一直担任民族学与社会学重点研究基地联席会议的组长。民族学与社会学重点研究基地联系会议是根据2001年6月教育部召开的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会议决定举行的,由5个民族学和3个社会学重点研究基地组成,目的在于促进相似或相同重点研究基地进行经验交流,创新重点研究基地体制,促进共同提高。在历次联席会议上,先生都强调确立一个与民族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现实问题作为会议主题,以突出会议对促进学科联合和共同提高起到真正的推动作用。在2003年联席会议的讲话中,[②]先生提出:“就学科发展的需要来说,民族学与社会学只有研究实际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才能获得自己应有的发展。中国社会学的百年的轨迹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其中立足现实是首要的。”[6]在这里,先生实际上为社会学和民族学共同发展和共同提高指明了一条有效的路径,那就是要共同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很显然,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问题就是民族学和社会学需要共同关注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先生的讲话实际也蕴涵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合作及联系的路径,即在需要共同研究的现实问题上,发挥各自学科的特点和优势,从本学科的角度提出有益的想法和建议。

    主持编写《民族社会学概论》,可以说是先生推动社会学与民族学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集中体现。在与民族学界的交流和联系的基础上,先生广泛动员和协调民族院校的学术力量,其中主要包括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和西北民族大学,策划和主编一部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社会学概论教材。2004年,先生开始将这一想法付诸行动。先生找我就民族社会学教材编写计划进行过认真讨论和论证,并让我做学术助手,首先对国内外民族社会学教材的编写状况和体例作了较为全面的调查,然后我将调查情况和民族社会学研究的现状和趋势向先生作了汇报。在与先生认真研讨之后,先生让我着手拟出一个编写框架,也就是教材的一级提纲。2004年8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云南民族大学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邀请参与教材编写的主要人员在云南昆明召开了民族社会学概论编写研讨会,就教材的框架、二级和三级提纲、编写任务分工等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地研讨,就这部教材的编写计划达成了许多共识。2005年,由先生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意味着先生为推进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相互合作、相互促进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同时也为民族社会学的教学增添了一本具有中国社会学特色的教科书。

    虽然只是编写一部教材,但先生对这部教材的重要性予以高度重视,正如先生在《前言》中指出:“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元一体的社会来说,现有的民族社会学方面的教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学教材更是太少了。我也希望,这本教科书的问世,将进一步促进和推动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繁荣。”[7]

    先生强调这部教材具有“中国特色”,实际就是在主编这部教材中,尽可能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即将先生提出的社会学“四论”贯穿到民族社会学的研究之中,这样既可丰富和发展一般社会学,同时对分支社会学的发展和繁荣也能起到推动作用,由此也构成了这部民族社会学教材的突出特点。

    先生力推社会学与民族学的交流与合作还体现在学术交流的具体实践之中,先生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创建了学术年会制度,把促进学术交流加以机制化和常态化。从2010年开始,中心的学术年会正式确立为“中国社会发展高层论坛”,第一届论坛就是与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合作,成功地举办了社会学与民族学相互交流的高层论坛。2011年,又与云南民族大学、大理学院合作,共同举办了高层论坛。2014年中国社会发展高层论坛在西北民族大学召开,这也是先生生前最后一次主持和参加论坛。开展这些交流与合作,先生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加强民族学和社会学的联系”。构建这些学术机制,也就是为社会学和民族学界提供一个交流的公共平台和空间,以促进学科的共同发展、共同提高。

 

三、支持民俗学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民俗学和人类学现在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了新的学科目录中处于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这两个学科的发展某种意义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民俗学(含民间文艺学)以前是列在语言文学专业目录之下,人类学则被中断,学科建设和发展都面临过一些困境和困难。

    郑杭生先生在担任中国社会学会、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学科评审组负责人期间,对民俗学和人类学学科发展非常关心,并从社会学学科共同繁荣的高度大力支持两门学科的发展。先生对民俗学和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支持,主要体现为对两学科的“学会、学派和学术”的大力支持上。2003年,先生代表中国社会学会在中国民俗学会成立20周年庆典上,作了《中国民俗学和中国社会学要携手并进》的致辞。先生指出:“今后,社会学和民俗学这两个学科应该而且必须携手并进。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一门中国特色的边缘科学——民俗社会学或社会民俗学的出现,它应被看作是社会学或民俗学的一个分支学科。”[8]2010年6月,应第九届人类学高级论坛负责人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教授的邀请,先生参加了在贵州凯里学院举行的“人类学与原生态文化”研讨会并就传统与原生态文化问题作了重要发言。先生对兄弟学科学会组织的活动,一贯不遗余力地加以支持,而且也极力鼓励学会建设和发展。

    先生强调学派建设之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对民俗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发展自己的学派大力支持。先生应邀于2010年到温州大学与民俗学专业师生座谈,探讨民俗学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问题,并为温州大学学报撰写了一篇论文,阐述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学三学科之间的联系。其中特别强调了民俗学老前辈钟敬文先生关于《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论纲》的思想。钟先生指出:“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是学科发展的自然要求,也有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还可以避免学术进程中的某些偏离正轨的倾向。”[9]郑先生非常认同这一思想,而且积极倡导兄弟学科为创建各自的中国学派而努力。

    对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先生希望人类学同仁能将费孝通先生“开风气,育人才”的精神发扬光大,[10]能将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创建进一步向前推进,而不是总在“西方的笼子里跳舞”,停留在并满足于介绍西方的理论和研究。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都面临着边陲化思维的问题,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边陲化陷阱的出路,就在于加强自身学派的建设。

    先生对民俗学和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支持,在他对这两门学科的学术研究的关心和支持上也得到充分体现。先生在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学科规划和评审组负责人期间,对民俗学和人类学学科的课题研究非常关心。有一段时期内,先生发现社会学学科课题指南中很少有民俗学和人类学的题目,先生曾和我讨论过这一问题。鉴于我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可能对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现状有所了解,所以先生嘱咐我能否征集和列出一些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课题。就此事而言,说明先生心中其实一直在关注中国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而且也一直期待着兄弟学科的共同繁荣。

    先生对民俗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关心和支持,既可以说是其在相应学术职位的责任使然,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其“兼容并包”的学科思想所驱动。先生认为,“学科交叉与合作能使各自的研究更为充实、全面。”[11]因此,中国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繁荣和发展,既能让社会学从中分享更丰富的学术资源,而且也能促进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整体发展水平得以提高。由此看来,先生是从一种学科包容性发展的高度来理解社会学学科的合作与共同发展的。

    就如何促进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共同发展和繁荣问题,先生在与我合写一篇文章中,从“人类困境”和“本土性挑战”的高度,阐述了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共建与融合的基本策略,提出:“学科之间的沟通和融合是学术发展的重要策略,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为此,它要求解决这样几个主要问题:第一,要排除影响沟通与合作的非学术性障碍,如门户之见、宗派之争。第二,创造兼容并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鼓励和促进多样性的学术风格和多元的研究方法。第三,建立多种交流与合作机制,为各种形式的学科交流与合作提供平台和机会。”[12]在促进中国民俗学、人类学学科发展方面,先生无论在理论阐述中,还是在实际行动方面,都始终坚持学科主导的理念,以有利于学科发展为主导思想;始终秉持学科间的相互借鉴和相互促进;始终倡导学科间合作共荣。

 

四、将兼容并包升华为理论自觉

    郑杭生先生在力推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所显现出兼容并包的思想,并非什么都容纳、什么都包括。先生所持的兼容并包思想,是具有主体性的、有立场的兼容并包,因为他的社会学思想和推动学科建设的行动,都是以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为基础的,也是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为目的的。正如先生所强调的那样:“用世界眼光,立足中国社会大转型的现实,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关注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的潮流、趋向,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高屋建瓴,才能把学术的国际性与本土性结合起来,才能避免种种井底观天的狭隘眼界和边陲思维。这也是我们一直提倡把现代性全球之旅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两者结合起来的主旨。”[13]也就是说,在为何要兼容并包,以及如何兼容并包的问题上,先生始终坚守着中国的立场,始终为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和繁荣。

    “理论自觉”的提出,意味着先生已将兼容并包思想加以升华。先生在费老提出“文化自觉”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理论自觉”论。先生赋予理论自觉以某些特别的内涵,指出理论自觉的主要内容就是:“自觉到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与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自己理论的反思的结果,也是对别人的理论的反思的结果,是对自己所教授所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自知之明。”[14]由此可见,先生主张的理论自觉,依然是针对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而在实现理论自觉的进程中,则仍需要具有将世界眼光与中国气派、将传统与现实、将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兼容起来、综合起来,以达到建设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在对理论自觉思想的系统阐述中,先生还从建设性反思批判和“顶天立地”两种精神,以及“世界性困境”和“本土性挑战”两类挑战的高度,深入探讨了理论自觉的基本原则和实现途径。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实质就是把建设性精神与反思批判精神更好地综合起来,而不是只有批判没有建设,或只有建设而无反思批判。建设性反思批判是中国社会学的成事之道。“顶天立地”精神就是把理论前沿意识和立足现实有机结合起来。社会学立足于现实经验是前提,但如果不能从现实经验中提炼出“顶天”的理论,也不会取得理想的发展。对当下我们面临的世界性人类困境和本土性挑战的关注和研究,对现实中的重大问题给出有效回答,就是社会学实现理论自觉的路径。

    先生对理论自觉原则和路径的理论阐述,其实依然基于其兼容并包的社会学学科思想,只是先生已将这一思想加以升华,使其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和更深的深度。正如董晓萍教授在悼念先生时提出:“郑先生所强调的建立中国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是在前辈学者建立中国学派‘坚守’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要求能在坚守中创新,能面对我国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问题,发展‘坚守’的高度和‘创新’的深度,将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紧密结合,通过将传统与创新综合起来探索的过程,做好中国社会学在多元文化和主体文化中的正确定位,以实现建立中国学派的学术理想。”[15]

    先生今却西行,吾辈当发扬其兼容并包的学科思想,践行理论自觉。相信我们会迎来中国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百花齐放、共荣发展的春天,庶几可告慰先生也。

 

注释:


[①]此次学术会议于2002年8月在湖北省恩施湖北民族学院召开。

[②]此次会议于2003年9月21日在内蒙古大学举行。



[1]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3]郑杭生:《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在2013年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4]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当地中国社会学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2页。

[5]同上。第562-563页。

[6]同上。第621页。

[7]郑杭生:《民族社会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8]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当地中国社会学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7页。

[9]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论纲》,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10]费孝通:《开风气育人才》,载《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11]郑杭生:《促进民俗学与社会学的合作》,载《光明日报》2006年8月8日。

[12]郑杭生、陆益龙:《把握交融趋势,推进学科发展—— 论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关系》,载《温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13]郑杭生:《学会、学派、学术》,在2014年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14]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实践结构论”的提出与“理论自觉”的轨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15]董晓萍教授率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全体师生发给郑先生治丧办公室的唁电。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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