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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勇 郑杭生先生对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巨大
发表时间:2014-12-23 21:12  文章来源:未知

郑杭生先生对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巨大贡献

 

王道勇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  北京 100091)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创新方面,郑杭生先生的贡献最为系统、全面,从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角度来看,这种理论贡献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的。这主要表现为,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郑杭生先生尝试开拓一种新的社会学认识论传统,发展出完备的社会学元理论,构建了多个中国化的社会学本理论。他的社会学思想已经成为社会学界乃至整个思想界的一笔巨大财富。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社会学认识论;元理论;本理论

作者简介:王道勇,安徽贵池人,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副教授、副主任,社会学博士。

 

    2012年5月,笔者陪郑杭生先生坐高铁去南京参加南京大学举办的“孙本文与中国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一路上谈起前辈社会学家的贡献时,郑先生说,我国前辈社会学家的学术精神与理论贡献,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界的一笔巨大的、还没有充分挖掘的财富。我们今天的社会学者不能仅仅站在西方理论的角度去看待现今的中国,还要看看我们的前辈社会学家都已经做过什么。为此,郑先生对孙本文、李景汉、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学术贡献都进行过学术评介。想不到仅仅两年后,我们就要开始审视郑先生对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贡献。

    对于自己的理论创新,郑先生曾通过题词进行过自我评价:“运行转型,本土互构,实践结构,五论渐显”,也就是说,郑先生觉得自己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先后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与实践结构论等五个社会学理论。笔者以前写郑先生学术思想评价时,总是以他提出的一两个理论或理论的一个层面如元理论为例来阐述[],而今却需要对他的社会学理论贡献进行全面审视,时间有限而又学问未深,故而笔者心中惴惴,以下谨作一初步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般而言,社会学理论有两个相对独立但又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个是社会学元理论,它是对社会学自身一般性的潜在结构及其构成进行研究后形成的理论;另一个是社会学本理论,它是对社会现实进行研究后所形成的一种规律性认识,既包括宏大理论也包括中层理论。贯穿在元理论、本理论和经验研究过程中的是社会学家认识世界的基本立场,即社会学的认识论。笔者以为,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创新方面,郑杭生先生的贡献最为系统、全面,这种系统性和全面性甚至是前无古人的。这具体表现为,郑先生尝试开拓一种新的社会学认识论传统,发展出完备的社会学元理论,构建了中国化的社会学本理论;并且郑先生通过自己的经验研究,使这些理论与现实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相互助益的格局,达到了社会学理论创新与应用之间相济相融的状态。

 

一、   开拓新的社会学认识论传统

    一般而言,社会学的本体论直接受限于其哲学预设,社会学可以讨论的空间相对较小;而社会学认识论立足于本体论,直接决定着社会学者认识社会的基本视角、价值取向和认识逻辑等,在决定社会学学科性质和研究传统方面处于关键位置,因此倍受关注。在1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学形成了多个学科意义上的认识论传统,如最早形成的客观主义认识论与主观主义认识论建基于近代哲学的预设主义,至今仍是社会学家认识社会和构建理论知识的主要途径;到20世纪中后期,基于哲学相对主义和经验主义形成了相对主义认识论,并且以建构主义认识论和解构主义认识论这两种极端形式表现出来。以布迪厄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社会学家持续对“客观主义—主观主义”认识论传统进行反思,使反思主义渐成一种新的认识论传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郑先生结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传统,以新型现代性为价值诉求,以全球变迁与中国社会快速转型为背景,对一些社会学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初步形成了互构主义认识论传统,为社会学开辟了一条新的认识社会与获取理论知识的路径。

    社会学认识论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认识基础问题,即在哪种前提预设下开展认识活动。客观主义认识论建基于社会唯实的预设之上,以客观的社会存在具有优先性作为认识基础;主观主义认识论建基于社会唯名的预设之上,必然以个人为认识基础;建构主义社会学坚持相对主义立场,认为社会建构是唯一的实在,其他一切都是相对而存在的;解构主义社会学则宣示“哲学终结”、“主体终结”和“历史终结”,不仅认为个体与社会间不存在优先性问题,而且个体与社会、结构与能动者之间也不存在相互建构的事实,一切皆为虚无;反思主义认识论以预设主义为前提,力图在“客观主义—主观主义”认识论的对立中走出第三条道路,但最终却在有意无意间偏向于客观主义认识论。郑杭生先生所提倡的互构主义认识论总体上赞成布迪厄等人积极反思的做法,认为认识社会需要一种积极的建设性反思精神,但是对于布迪厄最终偏向客观主义认识论的宿命有着天然的警惕,明确表示不承认任何一方的先天优先性。[②]因为如果不在逻辑上把“个人”和“社会”假设成两个互为前提、互为存在条件、不可分割的出发元点,那么一定会进入个人和社会究竟谁产生谁这一因果链条的误区,陷入不可解的“本体论困境”。在此基础上,互构主义认识论形成了自己的认识论预设,即“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是实践中的关系系统”,这种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不是简单的因果对应,也不是主观的建构结果,因为社会学元思考以元问题的两大事实——个人和社会——“已经在那里”和“同时并存”为前提。也就是说,社会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不能纠缠于哲学本体论讨论的问题,而是在承认哲学本体论纷争已经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的基础上,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可见,在认识基础或认识活动的起点上,互构主义认识论结合了预设主义认识论和建构主义认识论的长处。

    社会学认识论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价值取向问题,即作为研究主体的社会学者应当秉承什么样的精神和态度去从事研究工作——是价值中立还是价值相关,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着社会学者认识社会的价值诉求、演进逻辑与主要目标。客观主义认识论主张研究者在认识社会的过程中秉持“价值中立”的认识理念;主观主义认识论着力于个人行动,认为认识行为必然是价值相关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承认研究者的认识活动具有价值相关性,因为认识活动都是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主体的建构活动;解构主义认识论拒绝回应一切有关认识行为价值取向的问题,但由于在解构一切之后,只有解构者本身无法被解构,所以它对自身也在进行一种价值建构;反思主义认识论则坚持认识主体应持“价值相关”的立场,认为社会学家根本无法摆脱社会关系与人类知识之间的相互制约。在价值取向方面,郑先生旗帜鲜明地坚持价值相关性的认识立场,但与上述认识论传统相比其认识层次又更高一些。郑先生认为,“价值中立”是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其根本缺陷在于,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由于社会学是现代社会实践的产物,因此互构主义认识论一直不讳言理论应有其价值性。但是闲郑先生并不认为认为“价值相关”是先天预设,是约束社会学者认识行为的结构性因素,社会学者可以更好地展现这种价值相关性。社会学者要以批判与建设、反思与超越、现实感与未来眼界的一体性思维方式,提供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研究的价值相关性最终应当体现为郑先生所说的“扶弱益强”,体现为“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

    社会学认识论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认识逻辑问题,即认识社会的逻辑顺序应当如何展开的问题。客观主义认识论主张用科学态度和实证工具去认识社会,经过归纳总结和抽象上升为理论认识;主观主义认识论反对客观世界论,坚持意义世界论,形成了深掘式的人文主义认识逻辑和研究视角;建构主义认识论坚持建构式的认识逻辑,即社会中的一切皆由人们的活动所建构,人们在建构世界的过程中逐步理解外部世界;解构主义基于解构一切的认识逻辑,拒绝辩证法和总体化的方法论,在认识活动中只强调差异、多元、片段,彻底拒斥理性、共识、总体性、系统、社会等概念;反思主义认识论则强调“反思—重建”的认识进路。由于互构主义认识论在理论预设上不主张对任何一方的优先性选择,因此郑先生认为,在认识逻辑上,首先就要反对具体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上的主导或从属、支配或服从、强制或被制的观念,反对各种各样的宿命论,也不认同形形色色的唯意志论。在研究过程中,要秉持“互构共生”的基本认识理念,即应当认识到,个人与社会不仅相互嵌入,而且在嵌入中互构;嵌入并互构的个人与社会都是自主的,个人与社会融合为“社会—人”或“人—社会”,这两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将分离于两端的个人与社会融为一体。

    从总体上看,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已经形成的几个认识论传统的优势与缺憾都是显而易见的。预设主义认识论的不足由于布迪厄以及后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努力,已经为人们所充分认识;建构主义认识论对预设主义认识论的反抗是零散的,还谈不上成功;解构主义认识论因为消解了“确定性”和“真理”等近代知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陷入了完全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窠臼;反思主义社会学主要是对预设主义认识论进行了反思,但布迪厄等人的努力整体上仍然倾向于客观主义。郑先生所提倡的互构主义认识论积极借鉴了以上认识论传统的优势,力图超越“整体-个体”这一近代哲学的二元划分,超越“结构-建构”、“结构—解构”这些晚近的认识论局限,对逻辑层面的个人与社会互动关系进行具体化,对现实层面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进行相对化处理,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学摆脱了近代哲学的先天缺陷,初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学认识进路。

 

二、   发展出完备的社会学元理论

    在理论社会学中,社会学元理论不对社会学问题作实质性的探讨,它主要是通过形式化研究来分析、检验和拓展社会学的合理性、正当性和有效性。所以从作用上讲,社会学元理论的功能是为社会学“立法”。具体而言,社会学元理论可以通过利用审视、批判、革命等,使整个社会学学科跳出既定的问题域,实现“波普式”的跨越;它甚至会使整个学科摆脱旧范式的束缚,实现“库恩式”的飞跃,从而为学科合法性的基石更为牢固坚实。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相对于经验研究,甚至相对于社会学本理论的创新而言,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研究一直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但郑先生对社会学元理论的研究却是30年间从未中断,不仅一枝独秀,而且高峰叠现。郑先生通过论证社会学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探究社会学元问题和基本问题,对社会学发展进行社会学研究,对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元理论研究中的基本问题都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回应,让国家、民众和学术界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学在现实中是“有用”的,与主流社会是“相融”的,与其他学科相比是有“独特”研究对象的,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非常“明确”的。

    郑先生在中国社会学家中首次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为社会学赢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郑先生提出社会学“两种类型“说,认为社会学有西方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有革命批判型与维护建设型之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等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更与西方社会学有根本性的分歧。当代中国社会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非常明显的维护建设性质;但在理论创新上,要仔细分清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之间的区别;在实践中,要认识到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它与走向“后共产主义国家”道路的东欧国家,与“国家资本主义”都有本质性的区别。因此,在社会学研究中必须理性地认识和批判类似布达佩斯学派的那种错误的理论思路和思想导向。在此基础上,郑先生还全面论证了社会学与执政党的关系,认为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学的互动走过了“合-分-合”的曲折发展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互动的增多,执政党和社会学都认识到相互之间的密不可分:执政党的长期执政迫切需要社会学,社会学的大发展也需要执政党的支持。

    郑先生系统深入地探究了社会学元问题和基本问题,从理论上讲清了社会学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独特地位。郑先生在长期的研究和论证基础上认为,社会学的元问题与基本问题是同一的,即实存的众多个人与作为现代生活共同体的社会的关系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元思考层面上,郑先生突破了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二元论的思维定式,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和共变性的互构关系。“互构”是指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相互建塑与型构的关系,在互构关系中,互构主体多元性、互构时空多维性、互构内容二重性是具体同一的;“共变”是指社会关系主体在互构过程中的相应性变化状态。其中,交互性建塑和型构、多元互构、谐变与其他共变形式的关联互动等,是理解互构的关键词。

    郑先生还对中国社会学发展进行了社会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较为系统的概念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社会学元理论体系。郑先生提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的观点,主张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思路去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思想的发展脉络;郑先生还主张,中国社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要有“顶天立地”的精神和双维视野,要有“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要有“理论自觉”意识。其中郑先生对“理论自觉”这个概念的阐发,掀起了学术界甚至是政界有关中国“理论自信”问题的大讨论。可以说,郑先生在事实上已经给我们指明了中国社会学的未来发展方向,那就是要不断尝试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对“传统资源”进行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借鉴,对“学术话语”进行理论创新,做到“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最终形成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

 

三、   构建出中国化的社会学本理论

    社会学本理论可以划分为宏观理论和中层理论两大领域,其中郑先生在宏观理论领域内的建树居功至伟,他植根于当代中国巨大变迁和全球化的现实所提出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互构论与实践结构论都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

    社会运行论的提出,论证了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的密不可分。社会运行论认为,社会学致力于探究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规律和机制,从而在社会学研究对象这一宏观层面上从论证了社会学存在的必要性。社会运行论提出后,社会运行、协调发展、良性运行、恶性运行、运行机制等概念深入人心,成为政治话语、生活话语,更成为学术话语的一部分。具体而言,随着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等理念的提出与相关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展开,这种社会运行概念已经渗透至国家和普通民众的思维结构的深层,成为指导政策出台和日常行动的基本理念;不仅如此,它更是渗透到其他学科中,使相关学科意识到,社会运行作为一个独特的话语体系,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概括力和生长潜力,是一种值得借鉴和利用的理论框架。

    社会转型论的提出和全面论证,对急遽变迁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性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郑杭生首次提出与分析了“社会转型”概念,并从社会转型的阶段性、社会转型度、社会转型势等角度对社会转型展开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从学术角度来看,社会转型论目前已经成为分析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理论范式之一,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的一些研究甚至将社会转型的基本命题“中国社会正处于加速转型时期”,作为研究中不言自明的理论公设和分析的出发点。从现实来看,因为有了它,政府和民众才明白伴随着改革而来的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急遽转型,社会层面尤其是社会结构的转型更加巨大,影响也更为深远;因为有了它,政府和民众才有了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概念体系来理解社会层面的各种深刻变化,如人口结构转型、阶层结构转型、价值评判体系多元化,等等。

    社会互构论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逻辑展开进行系统阐述,实现了元理论与本理论的有机对接。在确立元预设并展开元论述之后,社会互构论并没有停留在元理论层面,而是直接下沉,对现代性历史进程及现今社会中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进行分析,提出了属于社会学本理论的概念框架体系。郑先生认为,在当下场景下,与旧式现代性相联系的社会与自然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原有基础正在瓦解,并存互构、协商对话、平等互惠、强弱双赢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社会的主要特征。正向谐变、反向递变、悖向同变等概念可以概括互构共变的现实展开形式;“旧式现代性”这一概念可以概括西方文化价值观对现代性进程的主导性影响,及其导致的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新型现代性”这一概念可以用来描述和展望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个人与社会双赢,把社会发展过程的自然和社会代价减小到最低限度的全新景象。

    实践结构论则进一步从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两种视野入手,对人类社会最新的社会变迁趋势进行理论概括。当前,整个人类世界风险突现、变迁急剧、转型提速,可以说,当代社会实践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变,显示了它所具有的两股巨大力量——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波进程的力量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的力量。人类现代性要进一步延展,就需要从理论高度把握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及新情况,郑先生总结出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八种趋势,认为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造成了当代社会的不同于过去的特点、构架。值得注意的是,在认识现实世界时,这种实践结构论贯彻着互构主义的认识逻辑,即在纵向的历时态分析中贯穿着“旧式现代性-新型现代性”这对理论框架,在横向的共时态分析中贯穿着“本土社会转型-现代性全球化”这对理论框架。而这种社会学两维研究视野,最终的认识目标是以建设性态度为出发点,力图实现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同构互生、互构共变、特别是互构谐变。

 

四、   小   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本土的理论创新成果少之又少,经验研究也是有着中国的皮肉,骨架却是西式的。但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领军人物,郑杭生先生的社会学理论创新却是中国化的、系统的、全面的,他的社会学思想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甚至是整个思想界的共同财富。究其原因就在于,郑先生在元理论层面全面展现和评判性地吸纳了中西社会学既有的成果,提出了自身独特的理论预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下延到本理论层面,构建了他的社会学“五论”;而且在数十年间他还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如社会转型研究、乡村研究、社区研究等,这些经验研究受自上而下的元理论和本理论的指导,又自下而上不断地辅证或修正他的社会学理论上的一些基本观点。可以说,他在这一生的理论创新工作中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互构主义认识论,在这种认识论的支持下,他的理论研究实现了社会学元理论研究、本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其研究工作本身也是互构共生、融成一体的。这种理论创新的方法论本身可能也是郑先生留给后人的一笔无形财富,其中的价值和意义还有待后来者去品味和深思。

 



[①]2006年,笔者作为郑先生的弟子曾写作发表了一篇《现代性延展与社会转型——从概念体系角度考察社会转型论与社会互构论的统合性》,以贺老师70岁大寿;2011年,笔者写作发表了一篇《元理论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郑杭生学术思想研究》,以贺老师75岁大寿;今年笔者写作了一篇论文《社会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传统》,分析郑先生在社会学认识论传统方面的创新,得到郑先生的充分肯定,但此文未发,郑先生已经舍我们而往生矣。提笔写作此文之际,思绪万千,想起受业以来先生的无数教诲,泪如雨下,不可自禁,笔下几不成文。

[②]作为学术评介,本文大量征引郑杭生先生的观点,均出自《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1-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不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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